米歇尔·波尔特来的时候，我把那个地方指给她看，对她说有只苍蝇在三点二十分时在那里死去。米歇尔·波尔特大笑。狂笑。她有理由。我对她微笑，这件事到此为止。可是不：她还在笑。我现在向你讲的时候，就是这样，是真话，我说的是真话，刚才讲的是苍蝇和我之间的事，这还没有什么可笑的。
苍蝇的死亡，是死亡。是朝向某种世界末日的进程中的死亡，它扩大了长眠的疆界。我们看见死去一条狗，我们看见死去一匹马，我们说点什么，比方说，可怜的畜生……但是对苍蝇的死，我们什么也不说，不做任何记载。
现在我写下了。人们可能冒的风险也许正是这种十分凄惨的偏移——我不喜欢这个字眼。事情并不严重，但这件事本身，全部，具有巨大的意义：无法企及的、无边无际的意义。我想到了犹太人。我像在战争初期一样仇恨德国，用整个身体，用全部力量仇恨它。在战争期间，看到街上的每个德国人，我就想到要谋杀他，臆想和完善这个谋杀，我想到杀死一个德国肉体时的那种巨大快乐。
如果作品接触到这个，这只垂死的苍蝇，那也很好，我是指：写出写作(8)的恐惧。死亡的确切时刻，既然被记载，便已经使死亡成为无法企及的，使它具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在地球上生命的总图中具有精确的地位。
苍蝇死亡时刻的精确性使它有了秘密葬礼。证据就在这里，它死了二十年，我还在谈论它。
此前我从未讲起这只苍蝇的死亡，它持续的时间，它的缓慢，它难以忍受的恐惧，它的真实。
死亡时间的精确性反映出与人的共存，与殖民地民族，与世上庞大无比的陌生人群，与处于普遍孤独中的孤单人们的共存。生命无处不在。从细菌到大象。从大地到神圣的或已死亡的天空。
对于苍蝇的死，我没有做什么事。光滑的白墙，它的裹尸布，已经在那里，它的死亡成了一个公共事件，自然的与不可避免的。这只苍蝇显然到了生命的末日。我无法抑制自己不去看着它死。它不再动弹。还有这一点，我也知道人们不能说这只苍蝇存在过。
这件事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我从未像刚才那样讲述过，甚至包括对米歇尔·波尔特。我当时还知道的，看到的，是苍蝇已经知道渗透它全身的冰冷就是死亡。这是最可怕的。最出人意料的。它知道，它也接受。
孤零零的房子是不会这样存在的。它周围必须有时间，有人，有故事，有“转折点”，有像婚礼或这只苍蝇死亡之类的事，死亡，平凡的死亡——单数与多数的死亡，全球的，无产者的死亡。战争，地球上巨大如山的战争所造成的死亡。
那一天。我约好要与朋友米歇尔·波尔特单独会面的那一天，没有时刻的那一天，一只苍蝇死了。
我瞧它的时候，突然到了下午三点二十分多一点：鞘翅的声音停止了。
苍蝇死了。
这位蝇后。黑色与蓝色的蝇后。
这只苍蝇，我看见的这只，它死了。慢慢地。它挣扎到最后一刻。然后它完了。前后大概有五分钟到八分钟。时间很长。这是绝对恐惧的一刻，也是死亡的起点，朝向别的天空，别的星球，别的地方。
我想逃走，但我同时对自己说应该朝地上的这个声音看看，因我曾听到一只普通苍蝇死亡时那种湿柴着火的声音。
是的。是这个，苍蝇的死亡，它成了文学的移位。你在不知不觉中写。你写如何看着一只苍蝇死去。你有权这样做。
米歇尔·波尔特，当我告诉她苍蝇的死亡时刻时她大笑不止。现在我想，以可笑的方式讲述苍蝇死亡的人也许不是我。当时我无力表达，因为我正瞧着这个死亡，这只黑色和蓝色的苍蝇的死亡。
孤独总是以疯狂为伴。这我知道。人们看不见疯狂。仅仅有时能预感到它。我想它不会是别的样子。当你倾泻一切，整整一本书时，你肯定处于某种孤独的特殊状态，无法与任何人分享。你什么也不能与人分享。你必须独自阅读你写的书，被封闭在你的书里。这显然有种宗教味道，但你并不马上有这种感觉，你可以事后去想（正如我此刻做的），根据某个东西，比方说生命或对书的生命的答案，根据话语、呼喊、闷声的吼叫，发自世界各国人民的这些无声的可怕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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