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政治－法律－媒体综合体的经典答复。过就是它们经久不衰的原因，”霍夫曼说，“可是你想想。如果在一个拥挤的剧院里乱叫‘救火啊！’是不对的，那为什么在《纽约客》的版面上叫嚣‘癌症！’就合适呢，而事实并不是那么回事？为了澄清骗人的电线引发癌症之说，我们已花了二百五十亿美元。你会说，‘那又怎么样？’你的表情告诉我。你在想，我们有钱，我们赔得起。不就是二百五十亿吗。但是有这样一个事实，二百五十亿美元是世界最穷的五十个国家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世界上一半人口每人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两美元。也就是说，二百五十亿美元足够支付二千四百万人一年的生活费用。或者用这些钱我们可以帮助非洲所有的艾滋病患者。相反，我们却把钱花在发表文章的幻想上，而读者们对这些幻想信以为真。相信我吧。这是一种对金钱巨大的浪费。对另一个世界来说，这是一种可耻的浪费。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又一次纽伦堡审判——这次审判的是西方国家无情地把钱花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量亚洲、非洲婴儿的死亡。”
他连停下来喘一口气的刚间都没有。“至少，我们在谈沦一种道德上的暴行。我们希望我们的宗教领袖和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站起来呼吁反对浪费和与之极不出调的不必要的死亡。可是宗教领袖出来说话了吗？没有。恰恰相反，他们加入了附和的行列。他们提出‘上帝会驱赶什么’的问题。好像他们忘了上帝会驱赶的是虚假的预言，还有教堂里散布恐惧心理的人。”
他变得慷慨激昂起来。
“我们谈论的是一种道德极其败坏的情形。如果人们知道了真相，他们会深恶痛绝。政治－法律－媒体综合体无视地球上最贫穷、最绝望的人们的处境，让大腹便便的政客们坐在办公室里，有钱的新闻人员到处发布消息，律师们坐在梅赛德斯－奔驰敲篷汽车里。喔，还有开着沃尔沃的大学教授们。让我们不要忘记他们。”
“是怎么回事，”埃文斯问，“这与大学教授有什么关系？”
“嗯，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能简单说一说吗？”埃文斯问。
“不好说啊。这就是大字标题并不是新闻的原因，彼得。我尽量长话短说吧，”他说，“我要说的是，近五十年来世界变了。我们现在生活在知识社会，或者说信息社会，无论你叫什么吧，它对我们的大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五十年以前，如果你想过一种那时所谓的‘脑力生活’，凭借你的智力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你就得在大学里工作。整个社会上没有你的位置。有那么几个报刊的记者可以被看作是在靠智力生活，但这是仅有的一个机会。大学把那些愿意放弃世俗的东西想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的知识分子吸引过来，他们把超越时空的价值观教给年轻一代。智力工作是大学的本职工作。
“可是今天，整个社会都靠脑力生活。现在智力工作是我们整个经济的基础。百分之三十六的工人是知识型工人。制造行业的这个比例还要高。教授们决定他们不再给年轻人授课，把这项任务交给他们所带的研究生。而这些研究生知道的东西没有他们老师的多，而且英语也讲得裉糟糕——这时，大学就陷入了危机。他们还有什么用呢，他们丧失了控制脑力生恬的独特领地。他们不再给年轻人上课。只是每年出版许多有关福柯符号学的纯理论性文章。我们的大学要变成什么？他们跟时代又有什么关系？”
好像这个问题使他活跃起来，他站了起来。接着突然地，又坐下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他继续说，“就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大学自身的转型。以前，大学是市侩作风世界里智力自由的堡垒，是性自由、性体验的渊薮，而现在则是现代社会受限制最多的地方。因为大学扮演着新的角色，变成了政治－法律－媒体综合体中制造新恐惧的始作俑者。今天的大学是制造恐惧的工厂。他们制造各种新的恐惧和新的社会不安，还有种种新的限制性的代码。一些你不会说的词。一些你想不到的观点。他们不断地制造出一些新的忧虑、危险和社会恐惧，为政客、律师、记者们所用。对你有害的食物，不能接受的行为。不能吸烟，不许骂人，不准诈骗，不让思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些完全颠倒了过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没有大学推波助澜，现代的恐惧状态绝不可能存在。支持这一切的是一种奇怪的新斯大林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只能在受到限制的封闭环境里才能迅速发展起来，没有预定的进程。迄今为止，在我们的社会里，只有大学才创造出了这种模式。大学是自由的这个观点是一个尖刻的笑谈。我要告诉你，大学是彻底的法西斯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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