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利·皮尔格里姆接下去溜冰,穿着汗湿的袜子表演花样滑冰,这些花样简直令人叫绝——转圆圈,然后踮着脚尖站住,如此等等。喝彩声不断,但是随着幻觉转变为时间上的旅行,喝彩声的调子也变了。
毕利不溜冰了,他此刻站在纽约州埃廉市一家中国餐馆的讲台后面,时间是一九五七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两点钟。狮社的会员正起立为他鼓掌。他刚被选为该社社长,因此他应该讲几句话。
他吓呆了,认为大家完全弄错了。这些资产雄厚的有钱人就会发现他们选举了一个荒谬可笑的流浪儿。他们会听到他脆弱的芦笛般的声音,是他战争期间有的特殊声音。他咽了一口气,他知道他的喉咙不过是用柳条制的一只口哨。更糟的是他无话可讲。人群安静下来,大家都红光满面。
毕利张开嘴巴,发出深沉、洪亮的声音。他的嗓子是很好的乐器。他讲的笑话博得满场喝彩。他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他又讲了几句笑话,最后讲话的口气很谦恭。这一奇迹的意义是:毕利正在学习对公众演讲。
然后他又回到冰冻的河床上。罗兰·韦锐准备把他打得屁滚尿流。
韦锐满怀悲愤,他又被抛弃了。他把手枪塞进枪套子,把刀插进刀鞘,就是那把三面都有血槽的三角刺刀。然后他使劲摇晃毕利,敲他的脑袋瓜,并把他往堤岸上撞。
韦锐透过他从家里带来的,围了几层的围巾咆哮着,哭着鼻子。他用令人难以理解的言词讲述他为毕利所作的牺牲。他大讲特讲“三个火枪手”的虔诚和英雄行为,以鲜明的、热情奔放的色彩描绘他们的美德、宽宏大量和他们获得的不可磨灭的荣誉,以及他们为基督教作出的贡献。
韦锐认为,这一战斗组织不复存在,完全是毕利的过错,毕利应该受到惩罚。韦锐猛打了一下毕利的下巴颏,把他从岸上打到河中间覆盖着雪的冰上。毕利四肢着地,趴到冰上,韦锐又踢他的肋骨,让他在雪地里打滚。毕利竭力想把自己蜷缩成圆球。
“你根本就不该当兵。”韦锐说。
毕利不由自主地发出痉挛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笑声。“你认为可笑,嗨?”韦锐问。他绕到毕利的背后。由于遭到踢打,毕利的外套、衬衫和内衣都被推到肩膀附近,因而使背部袒露在外面。毕利的可怜的脊椎棘突离韦锐的军靴头只几英寸远。
韦锐缩回右靴,一脚踢在毕利的脊梁骨上,踢在他神经中枢通过的椎管上。韦锐准备摧毁这只椎管。
但是这时韦锐发现有人在看他。五个德国兵和一只用皮条系着的警犬正朝河床上看。德国兵的蓝眼睛里充满着非战斗人员的朦胧的好奇心,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一个美国人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要竭力杀害另一个美国人,而受害者居然还笑。
这些德国人与那只狗正进行一种军事行动。行动的名称很可笑,但一目了然,很少有人详细描述过人类的这一伟业呢。这名称一旦作为新闻或历史报道出来,就会给战争狂们一种同房后的快感。在战争迷想象中,这似乎是人们在性交以后所进行的既舒坦又稍带倦意的调情。这种军事行动名曰“扫荡”。
这是一只母牧羊狗,德国种,尾巴夹在后腿之间,浑身发着抖,在冬天狂叫得很凶猛,老远就能听到。它是那天早晨从农民那儿借来的,从来没有参加过战争,对正在玩的什么把戏一无所知。它名叫公主。
在这些德国人中间,两个是十几岁的少年,两个是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老头——老掉了牙的呆瓜。他们不是正规军,是用从刚死的正规军身上取下来的破烂衣服和武器胡乱武装起来的。就这么回事。他们是德国边界那边的农民,离这儿不远。
他们的指挥官是个中年班长,红眼睛,精瘦个儿,像牛肉干一样结实,厌恶战争。他负过四次伤,经过治疗又被送回战场。他是个很好的士兵,即将退役,快要找什么人去投降了。他的弯腿套在一双金黄色的骑兵靴里。靴子是他从俄罗斯战场上的一个匈牙利陆军上校尸体上剥下来的。
就这么回事。
那双靴子几乎是他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财产。靴子是他的家呀,为此他还有一段趣闻呢:有一次,一个新兵看着他擦那双金黄色皮靴的时候,他便举起一只靴子对新兵说:“如果你朝里面看,看呀看,看到一定的深度,你就会看到亚当和夏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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