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了以后，毕利拉开窗帘，依然看不见外面的情形，视线被百叶窗挡住了，于是他咔嗒咔嗒地把百叶窗扯起来。明亮的阳光射了进来。几千辆汽车闪闪发光，停在外面广阔的铺着柏油的停车场上。毕利的办公宦设在市郊商业区之内。
在窗子外面是毕利自己的高级小轿车。他看见保险杠上贴有标语。一条是“参观奥赛柏尔峡谷”，另一条是“拥护你的警察局”，第三条是“揭发厄尔·沃伦”。关于警察局和厄尔·沃伦的两条标语出自毕利的岳父之手，他是“约翰·伯切会”会员。汽车执照上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这意味着毕利·皮尔格里姆已四十四岁了。他自问道：“这些岁月到哪儿去啦？”
毕利回头看他的书桌。桌上有一份《验光配镜业评论》，翻开的那页上是一篇社论，毕利于是微微启动嘴唇念了起来：“一九六八年所发生的事情将支配欧洲配镜师的命运至少五十年！有鉴于此，比利时眼镜商全国联合会秘书吉恩·少里尔特敦促成立‘欧洲验光配镜业协会’。他说，如果本职业不能取得社会地位的话，到一九七一年将势必降为眼镜商。”
毕利·皮尔格里姆十分费力地考虑这件事。
警报器响起来了，吓得他魂不附体，他随时感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警报器正报告此时是正午时分。警报器安在消防站上面的小圆屋顶里面，与毕利办公室仅一街之隔。
毕利双目紧闭起米。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又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头倚在这位受了伤的犹太教士的肩上。一个德国人踢毕利的脚，把他叫醒，说是赶路的时候到了。
美国人，包括毕利在内，在外面的大路上呆呆地列队。
在场的有一个摄影师，一个带着莱卡照相机的德国随军记者，他拍摄了毕利和韦锐的脚。两天以后，这张照片被作为使人开心的新闻，被许多报纸刊登了出来。德国人想借此说明，尽管人人都夸美国富有，但它的军队的装备多么差劲。
然而，摄影师还想得到更加生动的材料，即一张实际抓俘虏的照片。于是卫兵为他表演了一个。他们把毕利推到灌木林里。当他走出灌木林时，他露出一脸憨厚的神情，他们端着机枪威胁他，好像此刻正俘虏了他似的。
这时的毕利走出灌木林脸上露出来的微笑，至少同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奇特，因为他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时间里：徒步走在德国的国土上，在一九四四年；和驾驶着他的高级小轿车，在一九六七年。德国人已逐渐在他的眼前消失。一九六七年变得明亮而清晰，不受其它任何时间的干扰。毕利正驾车前往狮子俱乐部参加午宴。此时是炎热的八月天气，但毕利的车里装有空调设备。
他开到埃廉市黑人区的中央看到红色信号灯便刹了车。住在这儿的人非常讨厌交通信号，以致在一个月以前烧毁了许多信号灯。
这是他们的一切，而他们又把它毁了。这街道使他想起了战时看到的一些城镇。路旁镶边石和人行道被压坏了，显然国民警卫队的坦克和半履带式车辆来过这儿。
在一家破败的食品杂货店的墙上用粉红色的油漆写着几个大字：“亲兄弟”。
有人轻轻叩了一下毕利的车窗，一个黑人在车子旁边。他想要讲话。信号灯的颜色变了，毕利不管他，继续开车。
毕利穿过一个情景更加荒凉的地方。这一带好像是遭到燃烧弹毁灭了的德累斯顿，也像月亮的表面。毕利小时候曾经住过的那座房子就在这儿什么地方，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一个新埃廉市政中心，还有艺术馆、皮斯海湖和高层公寓很快就要在这儿建立起来。这是城市的更新规划。
对毕利·皮尔格里姆说来，这一切还是不错的。
在狮子俱乐部午餐会上讲话的是一位海军陆战队少校。他说，美国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继续在越南作战，直至取得胜利为止，或者直至使共产党人明白：他们不能够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弱小的国家。这位少校曾两次因公专程到这儿来过。他讲了许多他亲跟目睹的可怕的和有趣的事情。他赞成轰炸升级，如果北越蛮不讲理的话，就把它炸回到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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