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
“您知道对于盗窃罪处以什么刑罚么？”
“不知道。”
“钩刑，”他说：“不罚款，不假释，也不要坐三十天监狱。直接处以钩刑。对偷盗，对谋杀，对纵火，对叛国，对强xx，对偷瞄香玉，一概都施以钩刑。只要犯了法，不管是什么法，都处以钩刑。这一点家喻户晓，于是山洛伦佐就成为世界上社会秩序最佳的国家。”
“钩刑是怎么回事？”
“你听我说，先立一个绞架：两根柱子，一根横木。然后把一个硕大无比的类似鱼钩的钩子挂在横木上。如果哪个愚不可及的家伙违法犯罪，便把这个大钩子从肚子这边戳进去，从那边拔出来，然后往起一拉——上帝，我们可怜的罪犯就这样被挂在半空。”
“上帝！”
克罗斯比说：“我没说那么做好，但也没有说那么做坏。我只想类似的惩罚能否消灭少年犯罪现象，钩刑对于民主社会来讲未免失之残忍，与当众施以绞刑无甚区别。把几个十几岁的偷车犯挂在他们家门前的电线杆子上，再给脖子上挂个牌子，上面写上：‘妈妈，这就是你的儿子。’我想搞上那么几回，我们的汽车就安然无事了。”
黑兹尔说：‘我们在伦敦名人蜡模馆的的地下室里看见过那个东西。“
我问她：“什么东西？“
“就是那种钩子，在地下室的‘恐怖间’里。一个蜡人挂在钩子上。那个蜡人活灵活现。我看了就想吐。”
克罗斯比说：“哈利·杜鲁门一点也不象哈利·杜鲁门。”
“您说什么？”
克罗斯比说：“那个蜡模馆里的，杜鲁门像做得一点不象。”
黑兹尔说：“可是多数的像是象的。”
我问她：“挂在钩子上的那个人是名流显赫吗？”
“我想不是。随便提了个人挂了上去。”
“只是一个示范吗？”我问。
“是的，那个像的前面还挂着一个黑绒帘子，你要拉开帘子才看得见。帘子上用别针别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儿童禁止参观。”
克罗斯比说：“可是儿童还是看了。小孩子也到‘恐怖间’去，而且什么都看了。”
黑兹尔说：“那个牌子，对于儿童来说倒是一棵猫薄荷呢！”
我问：“孩子们看了那个挂在钩子上的人有什么反应？”
“哦！”黑兹尔说：“他们的反应和大人一样，他们只是看一看，一句话不说，又走开去看下面的展品。”
“下一个展品是什么？”
克罗斯比说，“一把能把人活活烤死的铁椅子和一个因杀子而被处以此刑的男人。”
黑兹尔无动于衷地说：“不过，他们把他烤死之后才发现他并没有杀害自己的儿子。”
第四十四章共产党的同情者
当我再次在明顿夫妇的“都普拉斯”旁的座位上坐下时，我对他们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新情况是从克罗斯比夫妇那里得到的。
克罗斯比夫妇并不认识明顿，但是他们知道他的名声。他们对他被任命为大使感到愤慨。他们告诉我说，明顿曾经由于对共产主义采取温和态度而被国务院开除。
我坐下以后对明顿说：“飞机后面的小酒吧挺好。”
“什么？”他和他妻子还在读那本打印稿。
“后面有个不错的小酒吧。”
“我的，我很高兴。”
二位继续看书，显然对和我谈话不太感兴趣。过了一会儿，明顿忽然转过身，又甜又苦地笑了一下，问我：“那个人是谁？”
“哪个人是谁？”
“在酒吧和您说话的那个人。我们也到那儿去喝酒。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你在和那个人说话，他的声音很大。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
“他叫H·洛·克罗斯比，自行车厂的老板。”我说，感到脸庞发烫。
“我是由于悲观主义而被开除的，和共产主义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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