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对发生的事情无法理解。“他们又来磨了一次刀，”他对我说。“又一次说是要去掏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五脏六腑，他们大叫大嚷，声音很高，为的是让人听见；所以我以为他们在开玩笑，特别是因为我没有注意他们的刀，还以为是原来那两把呢。”不过，他们一进来，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就发现他们的决心不象以前那么大了。
实际上，两兄弟之间有首次产生了分歧。其实他们的谈吐举止并不相同，思想就更不同了，在困难的紧迫时刻，两个人的性格也是你人各异。从在小学念书时，他们的朋友们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巴布洛·维卡略比弟弟只大半分钟，一直到少年时代还富于想象，办事果敢。我觉得彼得罗·维卡略一向很重感情，因而也更有主意。到了二十岁的时候，他们一起去登记服兵役，巴布洛·维卡略被免役，以便留下来照管家庭。彼得罗·维卡略在公安巡逻队里服役十一个月。由于士兵贪生怕死，军队中章程严厉，这就培养了他发号施令的才干，养成了他替哥哥出主意的习惯。服役期满返回家园时，他身染严重的淋病，军队医院各种残忍的治疗方法、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的砷剂和高锰酸盐泻药对他都没有效果。后来关进了监狱，才总算治愈。我们这些他的朋友，一致认为巴布洛·维卡略所以会突然对他弟弟俯首帖耳，是因为他弟弟退役时带回来了一套兵营式的作风，还随时“有求必应”地撩起衬衣让人看他左肋被子弹击中留下的伤疤。对于他弟弟把严重的淋病当作战功到处炫耀，巴布洛·维卡略甚至感到十分光彩。
据彼得罗·维卡略本人供认，是他决定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开始哥哥只不过随着他罢了。可是，在镇长没收了他们的屠刀之后，也是他觉得那件事可以适可而止了，这时巴布洛·维卡略变成了指挥者。在预审法官面前，他们在各自的供词里谁也没有提到这一分歧。不过巴布洛·维卡略曾多次向我们证实，说服他弟弟下定最后决心实在不容易。也许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瞬间而逝的惧怕，可实情是巴布洛·维卡略一个人到屠宰场去拿了另外两把刀子。那时他的弟弟正在罗望子树下痛苦地一滴滴地撒尿。“我哥哥从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我们唯一的一次会见中，彼得罗·维卡略对我这样说，“那就象往外尿玻璃一般。”巴布洛·维卡略拿着杀猪刀回来时，他还搂住大树站在那里。“他痛得浑身出冷汗，”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他想说服我，叫我一个人去，因为他已经无力杀任何人了。”他坐到一张为吃喜酒而摆在树下的木匠工作台这旁，褪下了裤子。“他换纱布，大约换了半个小时，”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实际上，只不过换了十来分钟，可是巴布洛·维卡略却觉得这段时间是如此难熬和神秘莫测，以致他觉得弟弟又在耍花招，想拖延到天亮。因此，他把刀放在弟弟手里，几乎是强迫他去为妹妹外挽回荣誉的。
“没有办法，”巴布洛·维卡略对弟弟说，“事情只能这样了。”
他们从屠宰场的正门走出去，手中的刀子没有用东西包住，院子里的狗吠着跟在他们后边。天开始亮了。“那时没有下雨，”巴布洛·维卡略回忆说。“不但没有下雨，”彼得罗·维卡略回忆说，“还刮着海风，天上只有几颗开亮时的星星。”那时那桩事情已经传来，当他们从欧尔腾西娅·巴乌特家门口走过时，她正好打开大门。她是第一个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流下眼泪的。“我想他们已经把他杀死了，”她对我说，“因为我借着路灯看见他们手里的杀猪刀，觉得刀上还在滴着血。”在那条偏僻的街道上，为数不多的几家店铺已开门，其中包括巴布洛·维卡略的未婚妻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家的店铺。维卡略孪生兄弟每回这个时候经过这儿时，特别是礼拜五去肉市的时候，总要进去喝第一杯咖啡。他们推开院子的大门，狗在黎明的昏暗中认出了他们，围了上来。兄弟俩进厨房向普鲁登西娅·科德斯的妈妈问了早安。那时咖啡还没有煮好。
“我们回头来喝吧，”巴布洛·维卡略说。“现在有急事。”
“我知道，孩子们，”她说。“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兄弟俩只好等咖啡煮好。这时彼得罗·维卡略以为哥哥是在有意拖延时间。在他们喝咖啡时，正值青春年华的普鲁登西娅·科德斯走进厨房，拿来一卷旧报纸，想把炉火扇得更旺。“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她对我说，“我不但同意他们，而且如果他不象个男子汉大丈夫，我就不会同他结婚。”在离开厨房之前，巴布洛·维卡略从她手中夺过两叠报纸，递给弟弟一叠，让他把刀子包起来。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在厨房里等着，直到看到他们从大门里走出去，而后她又等了三年之久，从来没有灰心丧气过，直到巴布洛·维卡略出狱，成了她的终身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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