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黑克尔（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都有生活、欲望和运动；但是。没有一项我觉得是有意义和有必要的，即使所有这些目的今天均已达到，对我和我的生活也不会有任何触动。我无望地靠到椅子上，推开面前的书和纸，思索，思索。接着，我听到窗外莱茵河的流水声，风的呼啸声，深受感动地静听这种语言，一种埋伏在四周的强烈的忧郁和渴念的语言。我看着夜间苍白的云大堆大堆地象受惊的鸟群一样不安地飘过天空，听着莱茵河在流淌，想着我母亲的死、圣方济格、雪山环抱的故乡、淹死的理查德。我看到自己在攀峭壁，为罗西·吉尔坦纳摘取杜鹃花，我看到自己在苏黎世沉湎于书本、音乐和交谈，同阿格丽哀蒂黑夜泛舟湖上，看到自己因理查德的死而绝望，旅行，回国，复元，又复痛苦。有何意义？为何目的？呵，上帝，这一切难道只是一出戏，一段偶然的经历，一幅人为的画了我难道未曾忍受过情欲的痛苦，努力去求索才智、友谊、美、真理和爱吗？渴念和爱的热浪不是始终还在我心中翻腾吗？但一切都徒劳无益，反而成了我的痛苦，对别人也并未成为欢乐！
接着，喝酒的时机酝酿成熟了。我吹灭了灯，摸索着走下很陡的环形楼梯，出现在一家出售韦尔特利纳酒的大酒馆或者卖沃州酒的小酒店里。人家把我当作好顾客，尊敬地迎上来，而我呢，通常很固执；有时还很粗暴。我阅读《西姆普利齐西姆斯》①，它每回都使我生气。我喝着酒，等待着酒来安慰我。这位甜蜜的神用他那女性的柔软的手抚摩我，使我的四肢变得舒服而疲软无力，随后引领我的迷路的灵魂到美梦之乡作客——
①一种政治性讽刺周刊，1896年由慕尼黑出版商阿·朗根创办。
有时，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怎么能这样粗暴地待人，甚至大声骂人来取乐。我常去的饭店里，女侍者都怕我，骂我粗鲁、成心找岔，老是要求退货赔款。当我同别的顾客交谈时，我也总是冷嘲热讽，粗暴鲁莽，别人自然也敬而远之。尽管如此，有少数几个酒店常客，全都是未老先衰、不可救药的罪人，我有时同他们一起消磨一个夜晚，相处得还算可以。尤其是他们中间一个上了点年纪的人，外表粗鲁而心地不坏，以绘图设计师为业，厌恶女人，好讲猥亵的笑话，是第一流在行的酒鬼。如果我晚上在哪个酒馆单独遇上他时，总要一起狂饮一场。先是聊天，开玩笑，一边品尝一小瓶罗特酒，接着，渐渐地以喝酒为主，谈话声沉寂下来，我们默默地面对面坐着，各抽各的布里萨戈雪茄。各自喝空面前的酒瓶。我们两人真是棋逢对手，总是同时让人重新把酒瓶灌满，半是尊敬半是幸灾乐祸地瞧着对方。有一次，在暮秋酿新酒的季节，我们两个一同到马克格赖夫勒一带，跑了几个产酒的村子，在教堂的鹿苑里，这个老头子向我讲述他生平的故事。我觉得这些故事有趣而荒唐，可惜的是我全都忘了。我只记得他讲的一则喝酒的趣闻，这已是他晚年的经历了。那是某地农村的一次节庆。他是客人，坐在贵宾席上。一上来就把神甫和乡长灌得醉醺醺的。可是那位神甫还得致词呢。人家好不容易把他拖到讲坛上，他却胡说八道了一大通，人家只好请他下去，由乡长来顶替。乡长开始大声地即席演讲，可是，他头重脚轻，突然感到身子不适，便根不礼貌地草草结束了他的讲话，与往常讲话时大不相同。
我后来真想再听他讲讲这类故事。可是，在一次射击比赛的晚会上，我和他吵了一架，闹翻了，互相揪胡子，最后怒气冲冲地各奔东西。从那以后，我们仍有好几次在酒店相遇，成了仇敌，自然各占一张桌子；但是出于老习惯，我们默默地互相观察着、以同样的速度喝酒，一直呆到其他顾客早已散尽，人家也来请我们走时方才罢休。我们再也没能言归于好。
我一直思索着自己的悲哀和在生活上无能的原因，但是毫无结果，而且令人疲倦。不过，我丝毫不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竭，而是充满着神秘的内在动力，相信时候一到我还会成功的，会创作出深刻的佳作来，至少从冷淡的人生手里夺来一捧幸福。但是，这样的时刻会到来吗？我愤愤地想起，那些时髦的神经质的先生们，用成千上百人为的启发刺激自己进行艺术劳作，而我身上过去和现在都蕴藏着充沛的力量却还未消耗过。我又苦苦思索，究竟是什么障碍，或者竟是恶魔，硬让心灵凝固在我的精力和体力均极充沛的躯体内，变得越来越沉重。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自认是一个与众不同又总要吃点什么亏的人，没有人知道、了解和分担他的苦恼。忧郁不仅使人得病，而且使人高傲自大，目光短浅，几乎目空一切，这就是忧郁同恶魔类似的地方。这样的人总以为自己象海涅笔下索然无味的阿特拉斯①，世界上一切痛苦和谜都担在他一人的肩上，仿佛并没有成千上万其他的人在忍受这同样的苦难，困在同一座迷宫里找不到出路。另外，我在离群索居和远离故乡的情况下，竟完全忘记了我的大部分性格和特点并不象家庭的遗传和卡门青族时缺陷那样是我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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