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用脚尖捞起树皮，随即踢入水中。他的脚一离开水，树皮马上又浮出水面，发出黑色的光芒。他说：
啊哈。
我极其短促地抬起两只眼睛，足以看到那里面的黑色斑点了。还要问什么呢，如果在他看来，连燕子都不值一谈，那么还有哪种黑色水果是他看得上眼的呢？他完全想到别的地方去了，不是在他的脚趾上。白蜡树起风了，我倾听树叶的声音，保罗或许在倾听水声吧。他不希望我们之间说话。
第二天，我在厂里用“啊哈”对内罗作了试验，那时候他在拇指和咖啡杯之间夹着一张清单走到我的桌子跟前。他谈到这个月我们为法国人缝制的女外套纽扣尺寸问题。他的胡子尖的像燕子的翅膀，在嘴角一动一动的。他对着我的脸说了几句话。当他为了一周计划而来时，我数了数他下巴上忘记刮掉的胡子。我抬起眼神，盼望着他的眼神。当我们的瞳孔相遇时，我迅即说：
啊哈。
内罗一言不发地走到自己的桌子跟前。我也试过其他的言辞，比如：哟，嗯。可并没有超过“啊哈”的程度。
当我的那些纸条被人逮住之后，他否认是他告发了我。每一个人都可以否认。给意大利人订做的白色亚麻布西装被打包装箱的时候，我和我的第一任丈夫已经分手。我和内罗出差十天后，他想继续和我睡觉。可我当时已经打算嫁给西方人了，因此我分别在十个后裤兜里塞上了小纸条：tiaspetto，我的名字和我的地址。和我联系的随便哪一个意大利人，就是他了。
在我不允许参加的会议上，我的纸条被定性为在工作场所卖淫。莉莉告诉我，内罗要求定性为叛国投敌，可他的说法无法令人信服。由于我不是共产党员，而且这也是我的初犯，于是人们给了我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我没有被解雇，这对内罗来说是一次失败。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将两份书面警告带到了我的办公室里。我必须在原件上签字画押，复印件留在了我的办公桌上。
装在镜框里，我说。
这对内罗可不是什么玩笑话。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削铅笔。
你想和意大利人做什么，他们过来操你，送你一些紧身连裤袜和除臭剂，然后回到他们有喷水池的家里。如果舔他，他还额外送给你香水。
看着那些波浪形木屑和黑粉从他的铅笔头上掉下来，我站了起来。我将那份警告举过他的头顶扔了出去。那张纸在空中飞过，从他的下巴下面掉到桌上时，没有发出声响。内罗将头转向我，企图微笑，可露出了苍白的脸色。然后，他肘关节不小心碰到了刚削尖的铅笔。铅笔从桌子上滚下来，我们看着它，听见它着地时发出响声。内罗弯下身子，我看不到他颧骨磨动的样子了。铅笔尖断了。他说：
它掉在地上，不是掉在天花板上。
我也感到很惊讶，我说，在像你这种人那里，一切都有可能。
我被审讯了三天后，又回到了厂里。内罗没有问起任何问题。他要比我想象的更有能耐。后来人们在为瑞典人订购的裤子里发现了三张纸条，上面写着：来自独裁国家的问候。这些纸条和我的纸条一模一样，但不是出于我的纸条。我被解雇了。
即便弥漫大雪封锁大地，我们照常开着“雅娃”牌摩托车去上班。保罗开摩托车有十一个年头了，尽管他喝酒，但从没有出过一次交通事故。他就像熟悉手的内部结构一样熟悉大街小巷，保罗闭着眼睛都能找到我们工厂。我把自己裹得暖暖的，路灯和窗口灯光在闪烁着，严寒刺骨，冻得脸生疼，嘴唇像冻硬了的面包皮，脸颊冷冰冰的像瓷器。天空和道路被大雪遮没了，我们开进了一只雪球中。我倚靠在保罗的背上，下巴紧贴在他的肩膀上，雪球可以钻入我的两只眼睛里。我目瞪口呆地睁大眼球，街道是最长的，树林是最高的，天空是最近的。我真希望没有尽头地开下去，不敢眯着眼睛。耳朵、手指和脚趾针扎般地发痛。寒冷战胜了一切，只有眼睛和嘴巴感觉是冷的。好运没有时间，我们必须在冻死之前到达，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赶到服装厂大门口。保罗让我下车。我用一只红中带紫的手指将保罗的帽子推高，像吻瓷器狗一样吻他的额头，然后将帽子重新拉回到眉毛上面，于是他就继续骑车到市郊的摩托车厂去。他的眉毛上面有一层白霜，我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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