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在雷那蒂的脑袋里发挥作用，他接二连三地拿教士找乐，教士没有与他计较，任凭其演独角戏。雷那蒂的神经系统错乱，他以演讲者的口吻说着梅毒的医学症状。后来从少校的口中了解到，雷那蒂自以为染上了梅毒，现在他自已在治。
吃完甜点和咖啡后，大伙儿互相道别，雷那蒂进城去了。
我邀请教士上楼坐坐，教士欣然同意。我们聊起了战事。依教士看，这场战争快要结束了。因为现在大伙儿的态度都开始变得温和。亲身经历了今年夏天战争的教士，深深地明白了什么是战争，战争给人们带来了多少苦痛。他预言没有多久就会停止战争。我认为奥军的战机如日中天，他们已守住了圣迦伯列山，打了胜仗，他们不会轻易停战的。教士却说奥军虽然胜了，但他们有着与我们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感觉，他们已早已厌恶战争。
当我坚持认为奥军不肯停手时，教士有点泄气，他本来始终坚信目前的战事会发生一些变化的，经我这么一分析，他开始动摇，不再那么自信。现在，他惟一希望的是我军能够取得胜利，即使不能够，也不要败得很惨。
我向来不愿意想起这些事，一想起来就闷得慌，再加上几天的舟车劳顿，我已疲倦不堪。教士很抱歉打扰了我的休息。我们握手道别，并约定等我从救护站回来后再相聚。
那天雷那蒂很晚才回来，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我上救护站时他还没醒。
我从来没去过培恩西柴高原。去时又经过了我曾受过伤的地方，那次当我走过奥军曾盘踞的山坡时，我心有余悸。那儿铺了一条新山路，到处停放着军用卡车。再过去就上了平坦的大路，路的尽头是一座被毁坏的村子，但到处都有指路标，前线就位于村子过去一点的高处。
我们找到了吉诺，他带我见了几个在这里工作的人员，随后看了看救护站。他向我介绍了这里的一些基本情况：每逢炮轰，便有一部分伤员需要运送；听说奥军要发动进攻，虽然我军也声称要发动进攻，但在没有调来新部队之前，只是说说而已；这里的食物供不应求，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未得到解决。
吉诺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在众人中口碑很好。他很希望被调到卡波雷多去，只因他特别喜欢那里一座耸入云霄的高山。他告诉我战斗打得最惨的是圣迦伯烈山，因为那是一座军事要塞。奥军已在那儿做防御工事多年了。我认为以一系列山当做一条战线很不明智，因为这样很容易被敌人包抄。他还告诉我在我们前边和上边的特尔诺伐山脉，奥军在那里布置了好些大炮，经常在夜里狠狠袭击我方的道路，虽然没有多大的实效性，但那巨大响声着实让人毛骨悚然，把人吓个半死。
他说身处培恩西柴高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旦奥军发动进攻的话，那儿既没有电话，也无路可退。高原上一排低低的山丘，本来可以作为天然的保护屏障，但尚未组织利用起来。
我们回到了他的住处——一幢房子的地窖。在那里我们讨论了地形与战事之间的关系。后来吉诺分析，支援人员之所以吃不饱，全在于把食物都供应给前线的部队了。后援人员只好把奥军种下的马铃薯和栗子吃个精光。最后我下了结论：我们之所以打败仗，主要是士兵们没能吃饱。
每逢听到光荣、神圣、牺牲等字眼时，我总会感到局促不安。因为这些字眼虚无缥缈，是很抽象的名词，这些词常常会在公告上看到。最后，我发现自己只对那些具体的名称（例如村庄的名称、路的号数、河号、部队的番号和重大日期）感兴趣，认为只有这些名称还保留着尊严，只有谈这些才有意义。至于吉诺谈及的爱国等字眼儿只不过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而已，并无实用的价值。
那天整天下着暴雨，并夹杂着狂风，道路上全是积水。将近黄昏时，我站在第二急救站远眺秋天的原野。太阳的余辉斜照在远处山脊后边的树林，依稀可见树林中设有奥军的大炮。忽然，前线附近一幢毁坏的农舍上空出现了一团团榴霰弹中的烟，一道黄白色的闪光过后，便听到了炮声。村舍的瓦砾中、急救站那幢破屋子、旁边的道路上都留下了许多榴霰弹中的铁弹。看到此情此景，我不禁感到庆幸。幸亏下午敌军没向急救站的附近开炮，那时我们正用急救车运送伤员。
夜里刮起了大风，清晨三时下起了倾盆大雨。敌军向我军发炮轰击，克罗地亚部队冒雨冲到前线，我军第二线士兵在惊慌中进行反攻，全线笼罩在枪林弹雨之中，最终赶跑了敌人。但许多士兵受了伤，他们有的被人用担架抬来，有的自己走着来，有的由人背着来，个个浑身湿透，面如土灰。当他们全部被抬上救护车时，雪夹着雨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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