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离开历史谈谈今天和我们的现实情况：我们的体系和我们的团体已经度过了自己绚丽的高峰时期，那是谜一般的世界现象偶尔允许人类美好和有价值事物达到的幸运顶峰。如今我们是在走下坡路，我们也许还能够走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有比我们已经拥有的成果更好、更美、更有价值的成绩了。今后是一条下山的路。我相信，我们都是具有历史观点的人，现实已经成熟到了衰亡的程度，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也许不在今天或明天，但是必然出现在后天。我这一结论，并非仅仅从过分严格的道德角度对我们的成就和能力进行评价而得，而是根据我观察到世俗世界早就在展开的种种活动而得出的。危难的年代正在日益临近，不祥的征兆随处可见，世界怕是又要转移重心了。世界正酝酿着政权交替，那就难免战争和暴力。来自远东的威胁不仅危及平静生活，还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和自由。
即使我们小小王国坚持中立立场，即使我们全体万众一心（事实上不可能）坚持传统，坚持忠于卡斯塔里的理想，亦属枉然。目前已经有一些国会议员在大会上发言声称，卡斯塔里是我国一项颇为糜费的奢侈品。不久后，我国就会被迫认真重整军备——尽管仅仅出于自卫——，自然要大量节省开支，这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政府对我们仍然十分宽厚，却是一笔大量的开支。我们一贯自豪于自己教会团体的精神工作以节约国帑为原则。是的，与其他时代糜费现象相比较，尤其是与副刊时代早期那些阔绰无度的大学、数字巨大的顾问人员和奢侈浪费的研究机构相比较，我们的开销实在不算大，而与战争年代耗于战事和武器的数字相比较，更是微乎其微。
但是，事实上军费开支也许很快又得列为当务之急；国会也会很快又在将军们控制之下。当我们人民面临如下两种抉择：牺牲卡斯塔里抑或听任自己受敌人炮火袭击？
那么，抉择的结果是不难预料的。毫无疑问，一种战争意识会很快膨胀起来，标语口号宣传首先会打动一批青年人。之后，不论是学者、学术、拉丁文、数学、教育，还是文化艺术，统统将视其能否符合战争目的而判定有无存在的价值。
浪头已经涌起，终有一天会把我们冲走。也许这倒是好事，是无可避免的好事。
不过，尊敬的同事们，首先我得说，按照人类的尺度，我们目前仍然具有抉择与行动的有限自由，这也正是人类的长处，也正是世界历史为何成为人类历史的原因，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对现实的观点作出抉择，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觉醒和勇敢程度作出行动。倘若我们愿意，我们也可以闭起眼睛置之不理，因为危险距离我们确实还很遥远。我们目前承担着大师职责的人完全有理由揣测自己大概会在危机临近到人人可见之前平安完成任期，也会平平静静逝世。然而对我个人而言，我想其他人也一样，我难以心安理得地平静生活，而不觉得不昧良心。我无法继续平平静静执行公务和进行玻璃球游戏(128)，尽管我预料浪头打来时自己早已不在人世。不，我不能这么做。我觉得必须提醒自己要有紧迫感，即或我们并非政界人士，却属于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也就不能置身事外。因而，我在这篇文字开头处便声称，我担任公职的能力出了故障，或者应当说我无法平平静静完成职责而不花大部分精神去思虑这个未来的危机。我当然不必幻想这个灾难会以何种形态降临到我们大家身上。但是我却不能够无视下列问题：我们应当如何行动，我又该怎么做，才能应付这个危机？请允许我对此也略加叙述。
我并不想提倡柏拉图的主张，认为国家应由学者或者贤人统治；因为柏拉图时代的世界还非常年轻。虽然柏拉图可以说是卡斯塔里的某种类型的创始人，却绝不可以说是一个卡斯塔里人。他是天生的贵族，是皇家的后裔。而我们确实也可以算是贵族，培养成的贵族，然而我们是精神上的贵族，不是血统贵族。我从不相信人类有能力把世袭血统贵族也同时教育成精神上的贵族，那也许会是一种理想的贵族，但永远只是一种梦想而已。我们卡斯塔里人不适宜承担统治工作，尽管我们都有教养并且富于智慧。倘若我们不得不管理国家，我们将不会像一般统治者那样运用暴力和简单手段，因为那么做的话，我们大概很快便会荒疏我们原本的根基，也即荒疏了培育光辉的心灵。事实上，统治管理国家并不像某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认为的那样，是又愚蠢又凶残者干的工作，而是不仅需要乐于不间断地积极从事外务，也即具有让自已与目标溶为一体的热情，而且还必须具备果断精神，也即为目标不惜一切的能力。这却是一个学者——我们并不愿自封为智者——不可能具有也不想具有的特性，因为我们认为观察比行动更为重要，我们也都早已学会如何处理目标和手段，为了达到目标必须尽可能地小心谨慎，必须步步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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