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营服，就是我们囚犯穿的制服，每隔半年发一次。它就是我们的工作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服装。男女装也没有区别。除了木鞋和橡皮套鞋之外，属于工作行头的还有内衣、棉制服、工作手套、裹脚布、床上用品、毛巾，以及从一长条肥皂上砍下来的一段。这段肥皂带着一股浓重的钠味，擦在皮肤上会有灼烧感，最好不要碰到伤口。
内衣裤是没经过漂洗的亚麻做的：一条长棉毛裤，在脚踝和肚子前面可以系带子；一条带系带的短内裤，一件带系带的内衣。所有这一切，就组成了我们上半身、下半身、白天、夜晚、夏季和冬季的服装。
棉制服俄语叫“普佛爱卡”〔俄语为Pufoaika〕，做工像踏花被，有隆起的长条。普佛爱卡的裤子腹部有V字形的裁剪，适合大肚子的人穿；脚踝处收口，带有系?；只有前面肚子那儿有一颗纽扣，左右各一个裤口袋。普佛爱卡的上衣形状像麻袋，带立领，俄语叫“鲁巴士卡”〔俄语为Rubsschka〕领，袖口有粒扣子，衣服前面有排纽扣，两边各缝一个四方形的口袋。男女头上戴的都是普佛爱卡帽，护耳可以翻下来系上带子。
普佛爱卡是灰蓝色或灰绿色的——那要看染色的结果。反正干了一个星期活儿之后，制服脏得都硬了，清一色的棕色。普佛爱卡是个好东西。干燥的冬天，外面霜冻闪闪发亮，呼出的气都会在脸上结冰，它就是最暖和的衣服。炎炎夏日，普佛爱卡又宽松，又透气，而且还吸汗。天气潮湿的时候，它却成了一种折磨。棉花吸饱了雨和雪，几个星期都是潮潮的。我们冻得牙齿直打颤，到了晚上都冷透了。工棚里，六十八张床、六十八个囚犯、六十八套棉制服、六十八顶帽子、六十八对裹脚布和六十八双鞋所产生的浑浊空气在蒸发。我们清醒地躺在那儿，看着昏黄的灯光，好像里面有冰雪在融化，好像和它一起融化的，还有我们用森林的泥土和腐叶盖住的大小便的臭气。
……
六点钟我出发了，夹克里塞着枕头，怕万一集体农庄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偷。风“沙沙”地吹拂着长满野菜和甜菜的田野，橙红色的野草摇摆着，露珠波浪般闪耀。其中就有如火如荼的麦得草。风迎面吹来，整个荒原袭入我的身体，想让我崩溃，因为我是那么羸弱，而它是那般贪婪。在一片野菜地和一片狭长的金合欢树林背后，是第一座炉渣堆，再后面是草地，草地过去是一片玉米地。然后就是第二座炉渣堆。草中露出土狗的头来，它们后腿直立着向这边观瞧。我看见褐色皮毛的背脊，手指长的尾巴，苍白的肚腹。它们的脑袋点动着，两只前蹄合在一起，像人类祈祷时的双手。就连它们的耳朵也和人一样贴在脑袋侧面。那些头又点了一下，然后就只剩下荒草在地洞上面摇来摆去，和风吹的完全两样，前后就一秒钟的时间。
直到这时我才醒悟过来，土狗已经发现我独自一人走在荒原上，无人看管。土狗的直觉很灵敏，我想，它们在祈求我逃跑。逃跑现在是可能的，可是能逃到哪里去呢。也许它们想警告我，因为我很可能早已踏上了逃亡之路。我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人追踪我。后面很远处有两个人影，看上去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扛着短把儿铁锹，没带枪。天空像一张蓝色的网，笼罩着原野，在远处和大地连成一体，无空可逃。
营地里已经三次有人逃跑了。三次都是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乌克兰人，图尔•普里库利奇的老乡。他们俄语说得很棒，然而还是被抓获了，被打得不成人样，在点名时被拉出来示众。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不是送去特别劳动营，就是送到坟墓里去了。
这时，我看到左边有间简陋的小屋，一个警卫腰带上挂着手枪。他是个瘦瘦的年轻人，比我矮半头。他对我招招手，是在等我。他很赶时间，我还没有在他面前站定，他就带着我沿着菜田走去。他嗑着葵花子，一次扔进嘴里两粒，迅速地一动，从一个嘴角吐出壳儿来，与此同时，另一个嘴角已经吃进下两粒，空壳又从另一边飞了出来。他吃得很快，我们走得同样快。我寻思，他也许是个哑巴。他不说话，不出汗，嘴巴耍着杂技，节奏丝毫不乱。他一路走去，如脚踏双轮，御风而行。他沉默着，吃着，宛如一部去壳机器。他拽了一下我的胳膊，我们停下脚步。在那儿，有二十来个妇女散开在田里。她们没有工具，徒手将土豆从土里刨出来。警卫把一行田垄分派给了我。太阳居于天空的中央，像块烧红的炭。我两手刨着土，那地很硬。皮肤开裂了，泥土钻进伤口里，火辣辣地疼。我抬头时，眼前飞舞着一群群闪亮的金星。脑子里的血凝固了。在田间，这个佩戴手枪的年轻人除了是警卫外，还是工头、生产队长、领班、检验员，身兼数职。妇女们聊天，如果被他逮到的话，他就抡起土豆的茎秆儿抽她们的脸，或者把烂土豆塞进她们嘴里。而且他一点儿都不哑。我听不懂他骂了些什么。那不是铲煤时的咒骂，不是建筑工地的叱令，或者地窖里的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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