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试着从新纳粹的角度继续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为了避免这类错误的发生，外国人出门时应该做到让人一目了然自己是外国人，比如在衣服上戴个标志什么的。
少数被告上法庭的罪犯说他们“无聊”。这个词在刑事诉讼中站不住脚。排外是不能用缺少迪厅、青年活动项目和失业来解释的。因为无论人们怎样理解无聊的内涵，它都不能成为追杀人的理由。
同理，缺少革命时期的“流血”也不能成为追杀人的理由。谁骑在这匹历史哲学的马上，这匹马对他而言就会变成一头褐色的骡子。死者的鲜血从未能让活着的人变得更理智些，这一点罗马尼亚的情况就是佐证。推翻齐奥塞斯库的时候有死难者：既有鲜为人知的堆满死者的万人坑，也有躺在大街上的中弹牺牲者。此后呢？
一年以后，罗马尼亚人在教堂钟声下来到村边吉卜赛人居住的地方，把他们住的房子点燃了，一烧就是一大片。
我忍不住要打个比方，前东德的人在统一后的处境与我相似：他们是说德语的德国人，但尽管如此却不是西德人。在所有其他方面，比如履历和社会学意义上他们也是外国人，来自东德的人在生活习惯上与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而不是与西德人。东欧的政治体制之相似导致了那里街景和室内的雷同。这种体制有时无意地通过同样的灾难性的经济政策，有时故意地通过相同结构的镇压机器，创造和遗留下了有着类似创伤和伤痕的人与事。
前东德人不是“二等德国人”，从外表看他们是德国人，然而脑子里却还是东欧人。这不是要把他们从德意志民族中排除出去，这是事情的真相。但在一片排练出的求同的虚伪中这听上去如同亵渎。
因为罗斯托克的那些人在每个寻求避难者身上重新认出了许多细节，因为这些难民就是他们那并不久远的往事，所以产生了仇恨。统一应该保障他们与那些并不久远的往事保持安全的距离。统一做到了这一点，但仅仅是对外。统一无法改变人们所经历的岁月，也无力消除东德与东欧的相似之处，东欧现在的状况就是两年前东德的情况。再加上人们期待着通过统一过上富裕的日子，想彻底告别匮乏（并非贫穷）。现在贫穷的外国人就住在自己家门外不远的地方。脱离了专制桎梏的东德人不愿陌生人的贫穷踏上他们的路面。此外自己的身份认同在贫穷的陌生人面前要比在西德人面前容易得多。
来自前东德的本地人在对待来自东欧的外国人时分外刻毒，这隐藏着一种否认自己的东欧人身份的情结。他们的表现就像暴发户，在人群中令人厌恶、在道德上毫无操守，类似某些吹牛皮的，只是比后者更危险。新的仇恨也没有放过历史。作为一种被滥用的可恨的意识形态支柱，反法西斯主义被摒弃了，现在人们感到“自由了”。愤怒没有发泄到那些从意识形态上滥用了反法西斯主义的人身上，而是表现在以下方面：犹太人的墓上被画上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纪念馆遭到纵火破坏。
政治家们吞吞吐吐地说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隐喻。为了与上面提到的罪行划清界限，他们提议通过新的刑法，就好像那些旧的法律——反恐吓、勒索、人身伤害、纵火和谋杀——已经失效。
联邦总理至今在说出“右翼”这个词时，一定不忘提及“左翼”。他知道，这次的事情与后者无关。恰恰是在左翼闹事的时候制定了相应法律和条文，而且从那时起还坚持不懈地专门培训了武装警察。当年在布若克多夫或克罗伊茨贝格，这支部队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勇于行动”。那时仅仅是街道被占领或超市被点燃，如今活人被焚烧的时候这些警察哪儿去了？
政治不再采取行动。在每天的各党竞争之中政治有时会遇到让大家都坐蜡的事，这时政治会通过不同的路径跛行于所发生的事件之后。政治不是采取对抗右翼的措施，而仅仅是对右翼行为做出反应。
在各种辩论中最有魔力的词当属修改庇护法。如果不同时出台移民法的话，即使修改了庇护法，也会是一切照旧。一切照旧的局面既不是第一次出现，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尽管如此，政治家依旧每天与鼠目寸光者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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