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还说过：这样做的人是一些“老纳粹分子”。他们口出狂言的情况会越来越少，更多的时候他们得沉默，因为他们周围的人不会接受他们的观点，他们只是一些臭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三年前我还这样说过。三年前我还没有料到，充满仇恨的话可以多么快地传播，优越感思想可以多么迅速地重新传布，怯懦可以多么天衣无缝地以能应付生活的面貌出现。我更没有料到的是：优越感思想能以多快的速度俘获青年人，因为它可以一气呵成地把自我怜悯与傲慢自大连接起来。
我知道存在着“霍夫曼半军事自训小组”和其他一些每天到处乱闯的新纳粹小组。我也知道共和党和人民联盟在大选中得到的选票越来越多。我不相信在柏林、普福尔茨海姆、斯图加特或别的地方有什么“捣乱选民”。尽管如此，我想这些煽风点火的人所说的话恰恰让他们露出了自己的马脚。
能让我安心的是对1968年出现的代沟作用的信任，我想终于一劳永逸地出现了重大转折。大多数1968年后出生的人不会再背离当年的反省原则。那时儿女们考察自己的父母们是不是希特勒的帮凶和沉默者，许多人也找到了相应证据。他们提出了罪责问题，特别是个人罪责，我想在这个国家以后应该一直这样做。
一位汉堡的儿科医生告诉过我，恰恰是年轻的父母在送孩子住院治疗时往往会说：“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与外国孩子住在一间病房里。”那位医生说，这些父母的孩子经常是得了很重的病，可他们为孩子担惊受怕的同时脑子里还有这么一句话，而且他们一点儿都不羞于把它说出口。
那些扔石头的、放火的，那些霍耶斯韦达和罗斯托克的杀人犯，他们在社会中都不属于边缘群组。他们活动于社会中心。他们不光可以获得街边的掌声，而且能够得到一些人的赞同，这些人从外表看不出是光头党，都是规规矩矩的公民，头发也没有剃光，而是不显山不露水，默默地影响着个人观点和公众舆论的形成，让追杀行为能够得到社会的默许。至少两年以来新纳粹的硬拳头就左右着公众舆论，遇到记者他们不逃跑，而是在摄影机前摆出各种姿势，他们甚至夜夜在同一地点闹事。他们不必进行伪装或是进入地下，他们在我们眼前把有组织的刑事犯罪当做合法的事来进行，因为他们感觉受到了社区的委托。那些老年人因体力不支而无法办到的事情，他们替他们去做。他们受到赞赏并成了英雄。
德国总理可以再说一千遍：“我们是对外国人友好的国家。”今天没人再信这句话了，这句话麻木不仁、对事实视而不见，而且是一种挑衅。
政治家们竭力声称感到“震惊”，但他们想不出——哪怕是急中生智——一句由衷和中听的话。从他们嘴中说出的话中没有丝毫自己的观点，尽是些陈词滥调。他们说这些是为了逃避事实，这些话听起来冷冰冰的。如果政治家们开口说话，那么语言——德语本身都会起鸡皮疙瘩。政治家形象地使用语言时那些隐喻本身都带着鸡皮疙瘩。欧盟（或民主，或国家）必须“坚固设防，成为波涛翻滚的海面上的一只稳定的锚”。（外交部长金克尔）一切都是可以替换的，说了等于没说。
为什么那些从政的人——对他们来说公开演讲就像做决断一样是他们职业的组成部分——总是关起门来阅读？为什么这些人不多读点儿书，从而掌握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的基本火候呢？为什么他们今天在反新纳粹的讲话中所使用的语言从美学意义上讲与法西斯惯用的形象语言几乎毫无二致呢？所有他们使用的形象比喻都与纳粹惯用语如出一辙，丑陋不堪：
“挽起袖子来”，统一后曾这么号召过，然后是“低谷”，先是“还没有达到”，后来是“达到了”，却看不到“上坡”的迹象，德国不再是“繁荣的国家”，现在“船上人满为患”。总理在庆祝其当政十周年时还依旧说：“每个人都是锻造自己幸福的铁匠。”所有这些比喻听了都让人起鸡皮疙瘩。
要是哪儿有外国人被烧，一个政治家最先说出的词总是“耻辱”，而不是“刑事犯罪”。“耻辱”不过是往国外偷看一下这类事是不是会带来对外政策方面的损害。追杀人不是“耻辱”，而是犯罪。
一个星期前有个德国人被光头党打了。“他看上去像个外国人。”罪犯说。也就是说看走眼了。放火烧难民营那是不会失手的，然而在大街上即使种族意识很强的内行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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