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方面来说，我的一个写作层面是那个巴纳特施瓦本的村落和我的童年。我搬到城市以后的那些来访也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是那个极权主义国家罗马尼亚。这个国家让一切经历都保留着自己的本身，因为权力的视线可以超越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后来称之为“极权主义”和“国家”的东西，只是一个偏远的可以被忽略的村落的延伸。
来自洼地的那只德意志蛙象征着对一种表达方式的寻找，为了一种感觉，一种被监视着的感觉。那只德意志蛙在乡下是一个看护者，是民族中心主义，是公众的看法。那只德意志蛙在一个托词下将对于个人的控制合法化，这个托词是：保留本性。在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叫做“德意志民族特性”。然而这只德意志蛙的眼睛一如既往地什么都没有成功地保留下来，因为这只眼睛是强权的眼睛。本性经常会成为排斥，因为它是被强制地进行的。那只德意志蛙把一切都变成了虚荣和禁止。它知道，当每个人都个性十足的时候，是不可能组成团体的。它手里攥着它的不成文的法则。它以公众意见的名义进行着评价和审判。对于个人脑子里发生的事情，它评价为“耻辱”。对于个人对外做的事情，它评价为“罪过”。
那只德意志蛙把每个大家庭都朝外地束在一起。在里面，通过各种联系，暗涌着伤害、剥夺权利，还有细小的肮脏的报复和仇恨。那只德意志蛙把亲戚和邻居都束缚在冰冷的附近，人们躲避和寻找着的附近。那只德意志蛙把整个颤抖着的村子紧紧绑在一起。互相吸引和互相排斥，相互交替着，从脑袋上方的多愁善感和愤愤不平构成的坡度上滋长着。
那只德意志蛙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独裁者。在幼儿园，在学校里，它就已经开始从村子里向外乜视了。它的瞳孔从那里就转向了那些还将保持一阵子抽象但后来又变得具体的东西：那个种族中心主义的国家，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那个因为不在人的头脑里而把每个人都变成自己的大怪物的“自觉意识”。于是欺骗的工作继续完美地进行着，带着表象的劳作。
或许一切都起自那个无害的甚至听起来充满诗意的镜子前的禁令。“魔鬼坐在镜子里”，当我小时候往镜子里看的时候，祖母会这么说。当我静静地站在那里，甚至有些为自己而高兴的时候，谁会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知道了这不会持续呢，当我站在镜子前时，祖母的声音可能会悄悄地响起“早起唱歌的鸟儿被猫吃”。祖父当时也知道，他并不知道他知道什么。
祖母的那些格言有时知道，它们并不知道它们知道什么。
我唱着民歌，我不会其他的歌。人们也一起咏唱那些忧郁的赞美诗。当一个人用半高的音调自吟自唱时，那些歌就已经走了样。
我的父亲从冲锋队里学了一首歌：“假期证，你是所有证件里最美的证”。当父亲醉醺醺地自顾自地哼起这首歌时，它在某些地方就变得非常有力而又无助。当他的脑袋因为喝醉而摇晃成两个的时候。他趴在厨房的桌子上用颤抖而微弱的声音哼唱着这首歌。在他的双眼里还闪烁着那个冲锋队员。醉态使这首歌变得比它本身更加难以忍受，使它以另一种方式让人生厌。这歌是关于从前线回来的休假。在这些平坦的田野之间，在那个偏远的村落，在那把油腻的刀子后面，在他那长着老茧饱经沧桑的双手后面，这首歌听起来含着另一种方式的威胁。自从和平以来，我的父亲还没有休过假。他和战争之间已经相隔了这么多年，他又唱起了这首关于从前线回来休假的歌。
他脑子里的食指自然地将这首歌从醉意中调了出来，他没有忘记这首歌旋律上的每一个音符，没有忘记歌词里的每一个字母，这说明，他还是他曾经是的那个人。如同他的那些“战友”们一样，他也从来没后悔唱过这首歌，就像他从来没后悔过参加这场战争。
“如果我们赢了，这里现在就是德国了”，我的祖父对我说。我站在院子里，在草丛间，在石灰质的鸡粪中。祖父用他那过于沉重的斧头劈木柴，或是将用来当做饲料的萝卜弄碎。他呻吟着，极目远眺，我的视线甚至可能会掠过一座座花园直到那一片高大茂密的玉米地。我在寻找他口中的“德国”。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后来我问他，“即使这里成了德国，那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你是个成年人，你怎么能对一个孩子说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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