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自己并不动。然而看照片却带来了不安。我们把目光投向被静止下来的动作。对我来说，凝固的动作常常等同于追赶。不安渐渐产生。这不安是被“制造”出来的。凝固的东西不能动，不安也就不能一同出现，也不能被一同唤起。不安互相交错着，因为它们碰到了凝固，而且处在了同样的位置上。于是，就像静止可以呼喊那样，凝固可以追赶。
静物这个概念听起来总是让我感觉很有威胁。当人们仔细，当人们足够长时间地凝视的时候，在凝固下面就会涌动着些什么。
我把静物这个词用到了那个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面孔上。他的画像遍及罗马尼亚乡村的各个角落。永远都是那个样子。如果需要更换一张画像，那所有的画像都不会被保留。在一段时间内，常常是好几十年内，只允许有一张独裁者的画像存在。永远都是相同的一幅画像被无数次地在乡间流传，这让人们记忆深刻。这幅画像永远都表现着同一张脸。这幅画像引起了人们的烦厌。我经常感觉到，彻底的监视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因为不满中的恐惧会比普通的恐惧持续得更长久更深刻。
那只德意志蛙，那只已经在小村子里乜视着后来应该成为我的国家的一切的德意志蛙后来成了独裁者的蛙。
当人们对于社会现状有自己的解释的时候，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没有生存空间并热衷于讨论这一点的时候，不满的情绪就压过了恐惧。人们把独裁者的蛙肢解开来，它在挑衅。人们把手伸向它的脑袋，而且能意识到后果是什么。
有一次，我和我的一个朋友闲坐时，他从独裁者的照片上剪下了一只眼睛，把这只眼睛粘到了一张包装纸上，在下面写上：“独裁者的眼睛”。我们哄堂大笑，因为这只眼睛再也不能威胁我们了。利用这只被剪下的眼睛，他用监视给了监视本身狠狠一击。我们每天感受到的东西，也是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也不比一只眼睛大。它是最粗劣也是最细致的伎俩。那只眼睛如此之小，监视可以如此自戕，以致我们再也逃脱不掉。一个好冷的笑话。
我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停止大笑的。不是很突然。我们尝试着保持笑声的自主性。我们那些零碎的声响已经蒙上了一层忧伤。我们已经意识到，在沉默之前，我们把自己摆到了一个怎样的境地。像平常那样，气氛变得很讽刺，同时也昏厥起来。
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个故事。脑袋里的那根食指常常在许多其他故事中挑出这一个。我想做出其他的选择。我总是拒绝在这个故事的附近写下哪怕一句话。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文章里没有提到那只眼睛。然而，文章里的每句话都是从独裁者的那只眼睛里生发出来的：
蓝眼睛的小姑娘，这么一大早你皱着眉头走在沥青路上，你要去哪。这么多年来总是穿过那个黑的公园。你说夏天来了，可是之前根本没想到过夏天。现在你觉得秋天怎么样呢，好像这个城市不是由石头构成的，好像城市里的每一片叶子都枯黄了。你朋友们的头发里藏着影子，他们看到你多么的悲伤，他们习惯了你这样，也学会了忍受你这样。你就是你。不论人们谈到什么，就算人们谈论你走丢了也好，人们能做些什么呢。当酒杯中的恐惧能够抵御恐惧，而瓶子越来越空的时候，这还有什么用呢。当笑声回荡，当他们捧腹大笑，当他们笑到发狂，这有什么用呢。我们尚且年轻。
那是那只蛙的年代，在罗马尼亚的年代。除了那只德意志蛙，后来又来了独裁者蛙。也许在这只蛙统治下的三十二年已经足够使自己在所有方面上适应那种监视着的目光。恐惧层层叠加，就像从受了惊吓的小狗的一只只眼睛里闪过的恐惧，怯于去咬人，也怯于被咬。
也许，在被那只蛙统治的年代里，感知的产生是唯一可以改变环境的可能。可这感知越来越难以忍受，越来越有威胁性。然而这种附加至少是和我自己有关联的。
在街道两边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大幅脸孔。那是竞选海报。也可能是广告，邮政的广告，户头的广告，一家经营啤酒或奶酪的商店的广告。海报上的面孔如此之大，如此做作。这些面孔总是与我在它们下面做的思考的事情背道而驰。它们汹涌而来，在小吃铺间，在篱笆边，在地下通道里，在树木下。我开始怀疑自己，慢慢地不能忍受。我把那些脸孔和其他人做比较，那些活着的人，那些路人。他们同样也不堪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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