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脸孔同样也是静物，它们把我们所有人都攥在它们那优美而冰冷的手里。那是自由之蛙，它察看着那些渺小的活着的路人是不是配得上享受这个国家的富裕。然后，每个人都会被自由之蛙遣送回他该在的地方。自由之蛙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它不去探寻事物，它使人陷于窘境。
通缉令上的脸孔同样也无处不在。那上面的主角是走上歧途的人们。我总是可以感觉到，我自己也可能是其中一员，某些情况下我自己也可能是其中一员。那种情况不是我自己的情况。那不是我应得的。
静止在通缉令上咆哮。凝固在追踪，也在被追踪。机场里也有通缉令，悬挂在窗口边，旁边的警察会检查旅客们的证件。每当一个人接受检查，我都会想：他现在会做出另一张脸。现在人们在搜寻他，而他身上没有东西可以证明他是无辜的。
是的，对于赫尔豪森的谋杀。有那些被印在通缉令上的人们。然后自由之蛙还是会怀疑所有的人。
可是独裁者的蛙依然存在。它有时会抓住我，对我说，它知道我在哪里，知道我在做什么。那是那些躲藏在威胁后面的人，那些不认识我的人。有人委托他们来针对我。当我想到印有他们脸孔的通缉令时，我不希望会有这样的通缉令。我也不能用钉子把这些通缉令钉到墙上去。尽管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会让我得到保护。
那只蛙的怀疑最大的地方，屏幕在闪烁着。它展示着那些并不存在的照片。这些电子版叫做“幻影图片”，它是“静物”这个词的加强形式。这里的确定性最微弱，而感觉最强烈。当“幻影图片”出现的时候，又是那样的匆忙：
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小城，这个小城的居民天天乘车上下班。到火车站的路要经过坡地上的那个葡萄园。黄昏的时候，从大城市下班回来的年轻姑娘们从火车站出来穿过那片葡萄园回家去。有八个人在葡萄园里被强暴了。凶手是两个男子。播音员提到了他们的名字，但没有提到他们的姓。他还展示了那把刀。那两个男子就是用这把刀胁迫被害者的。播音员还说了一个数字，那是赏金的数目。屏幕上呈现着两张幻影图片。就算伊莲娜认得那两个凶手，由于赏金的原因她也不可能还受害者一个公道。比犯罪行为更加折磨伊莲娜的是对于葡萄园的信任。这信任对于凶手和受害者来说，都是无边无垠的。
回顾时如何感知虚构
对句子的恐惧，对写作的不满，甚至几乎是憎恶，是我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写作总是我最后一件仍能做应该说必须做的事，当我不能再做其他事时。当我写作时，总会到达一个点，使我无法对待自己，或者说无法对待自己的周遭。我再也忍受不了我的感官了，我再也没法忍受我的思考了。一切事物如此纠结，我再也分不清外面的事物哪里开始，哪里结束。它们是否在我的内部，或者我在它们之中。一片片世界被拆分出来，仿佛我吞下了不能承受的所有。
因此我觉得写作不仅是生活的反面，也是思想的反面。一次大的撤退，我不知道去往何处，也不明白关于什么。不在任何地方，无关乎自己。完美的非现实仿佛仍然收容了我。什么也没发生，从外面看完全没有。从内部也没有发生什么，因为一个人即使寻找自己，也绝不会碰见自己。连关联也没有，甚至寻找自己和寻找的关联感也不存在。后来就出现了这些句子。白纸黑字，宛如一件衣服，人却没有装在里面。然后人们可以穿上它，感受每一处，最好是感觉出所有不合身的地方。
人们最清晰地感觉到不舒适之处自然是词与句。因为整件衣服由句子组成。每一词每一句都有自己的要求。每个词联系到自身和整个句子就有自己的要求，同样每个句子联系到自身和前后句也有自己的要求。人们不能因此就撒谎。即使一个小小的谎也会因为忽略而毁掉整个自己。我想只有在现实中才存在欺骗吧，非现实中是没有谎言的。
我整日整周地观察着周围的事物和自身。我不清楚，我是否从里面将自己剖开，或者它们在我内部，直到我撤退到完美的非现实中。在我写下这个句子之前，这个句子观察着我。当我已知它是怎样的，我才开始写它。然而每次我很久都不知道它应该是怎样的，当我以为知道的时候。我必须不停地找啊找，不断寻找新的词语，新的组词顺序，组成适合的句子，使整个句子看起来宛若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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