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人们向哪里看，来自民主国家的人和来自独裁国家的人的命运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前者是民族国家的孩子，而后者是政体国家的孩子。如果民族国家和政体国家的孩子在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只有政体国家的孩子脑中才会有阴影蔓延。
“……我必须承认，我当时确实想把把埃里希·昂纳克描绘成我的同乡，他身上有萨尔人的各种印迹和特点。我甚至于把他的边防想法诊断为萨尔人误入歧途的象征。我错误地做出了执拗的断言，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家乡累积了太多的感受，是会把它们当做国际间的兄弟情感释放出来的。这会导致神经病患者的失误，这种失误缘于被压抑的反抗意志，鉴于有人想逃跑就会拉起铁丝网，鉴于有人渴望回家就会建起一堵墙。”
路德维希·哈里希如此写道。说到昂纳克，对其扭曲的家乡观念的入木三分的描写只能出自某人手笔，这个人不必生活在其独裁统治下。这种微妙的表述把独裁者想象中的痛处风格化，却忽略了相关国家中的现实痛苦。如果说铁丝网和枪管是渴望回家的物质，那么齐奥塞斯库也是萨尔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萨达姆·侯赛因、蒙博托和米洛舍维奇都是萨尔人和这类渴望回家者。如果一位独裁者在头脑中需要一个家乡的话，那么它只能是：蔑视人。这才是他唯一寄居的地方，那里安装着各种设备。为了他们自己作为统治者能够病态地自尊，独裁者狂热而不顾一切地蹂躏着国家和人们。那位长期担任昂纳克保镖的人的耳聋是因为狩猎。昂纳克利用这位保镖的肩膀当枪托，他送给这个耳朵变聋的人一个西方的助听器。但他仍旧在每次狩猎时把被枪声震聋的耳朵下面的肩膀当枪托。
万德利茨那里房子各处所挂的鹿角让我想起，小鹿的角上面长着一层皮，看上去就像伸开的手指。只有当鹿角不再继续长的时候那层皮才脱去。只要鹿还在蹭这层皮，它们就血淋淋地挂在鹿头上，如同碎布片。如果人们需要画面来展示独裁者在人身上造成了哪些永久性的破坏，那么正是这幅画面而不是萨尔能够暴露无遗，在专制下会发生什么事。而这些事到处发生在每一个貌似人道的社会。每个独裁者都能把保镖的耳朵射聋，但没有一个独裁者能圆渴望回家的梦。独裁者们在他们的国家不是幻想中的外国人，即使是流亡的独裁者们都不是外国人。谁收留了独裁者，都把他们当贵宾来对待。而且他们反正也不会有负罪感。他们自责时总是后悔他们的手段还不够狠，对他们已经做过的事，他们从不追悔。通过被剥夺权力，他们更是认识到自己对权力的那种疯狂渴望是多么必要。昂纳克的反思僵硬得如同他那老年人的拳头，被推翻后他多次把自己的拳头高举过头。只有他的拳头做到了，让他衰老身躯上的脸再次绽放亮光，看上去好像年轻了四十岁。
一个外国人在各种官方办事机构先要公开自己的履历，不是再次出于信任把履历交付出去，也不是讲述，而是公开。这与讲述截然相反。鉴于公开之后或者能获得机会，或者将失去机会，这种公开已经意味着置疑。我回忆自己在难民营度过的时光。新来的人得手里拿着一张纸穿过一扇扇门去办手续，先去哪里后去哪里的顺序是规定好了的。最初要进的两扇门是联邦情报局的办事处，不，门上当然没有这么写，门上写着：测试机构a和测试机构b。手里那张纸叫检验单，这名字起码还诚实。当时有的门上贴着纸条，上面写着：我德语无懂。德国办事员觉得这句语法不通的句子很滑稽，但又不允许他们明着说，所以他们就用这种办法来表达。
政治上受迫害者知道他们选择逃跑的代价。在独裁体制下，道德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德国并不想对受迫害者的道德给予关注。所以德国官员在他们事先印好的表格中没有设置这一栏。在政治避难者公开他们的履历时，没有人会对道德问题感兴趣。追求道德完美其实正是避难者选择逃离的原因，这种追求把政治上受迫害者与其原来所在国的政治上随波逐流者和罪犯区分开来。道德与政治上的投降主义截然相反，而且往往是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在把生活物化到表格里去时，道德却得不到体现。在德国没人谈论这一点，甚至媒体对此都不感兴趣，在私人谈话中更是很少涉及这个话题。冒着生命危险通过逃亡拯救了自己的人，在德国首先要学习的就是：从此不会有人询问他逃亡的原因了。相反，一位德国女记者询问一名波黑士兵：您是否开枪打死过塞尔维亚人？在提这个问题之前幸存者曾经讲述了，他如何在自己藏身的地方目睹了那些寻找他的塞尔维亚人如何把他的祖父母折磨致死。夜间他把他们偷偷埋葬了，两天以后祖父母的尸首又被刨出，后来被狗吃掉了。那位幸存者说，他大概打死过塞尔维亚人。但他开枪时有四五个人同时开枪，他不知道是谁的子弹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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