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德国女记者的伪善道德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意义呢？面对凶手放弃自卫吗？
避难者们的履历不外乎是所经历的无数细节。想要理解这些，无须从数千人那里一一了解，人们只要知道为数不多的一些履历中都饱含了些什么。细节意味着准确性。只有这些细节才能让人将它们和自己的生活进行比较，只有它们才能面对局外人的不切实际的欣赏和不切实际的蔑视站住脚。因为这两种态度都是偏见，它们彼此诋毁、势不两立，又互相依存。
1987年我在公开自己的履历时谈到了罗马尼亚的独裁，这让德国官员很烦。我出于政治原因离开了一个独裁体制，而德国官员想知道我的德国侨民身份。当那位公务员问我，如果我是罗马尼亚人的话，我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仍旧会导致迫害，我回答说是的。结果他打发我去外事警察局，他断言说：或者是德裔、或者是政治迫害，既是德裔，又受政治迫害，没有印好的表格供这种情况填写。我讲述的事情打乱了他抽屉的秩序。也许人们在德国从来就不习惯提有关个人道德的问题，因为这会越界涉及到提问者的生活。而即使是这里，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生命不会受到威胁的——国家，道德和生命安全往往也是难以协调的。当那些公务员无法循规蹈矩地处理我的避难申请，只能把我的表格推来推去的时候，我在脑子里给自己提了个问题，他们要是处在我的情况下会怎样呢？对这个问题我只回答了一半，另一半我禁止自己去回答。但结果都一样，他们的表现在被禁止回答的那一半比我回答了的那一半也强不到哪儿去。
许多人将重新出现的纳粹狂热称作青年抗议。他们把这个词扭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因为年轻的纳粹分子呼吁的不是社会或政治方面的改进，他们喊出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口号。他们以优秀种族的名义行拦路抢劫之事。他们追逐和杀害别人并不能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是事出有因的。在外国人和有辱种族形象的德国人（因为他们无家可归、搞同性恋或是有残障）那里搞暗杀、放火以及斗殴，这不能被称为青年抗议。
但就连批判性的——即那些人们根据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模式用来形容德国人特点的——相关词汇也已僵化成意识形态了。因此这些特点——在一种尚未寻找就已经终结了的逻辑下——就被牵强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模式竭力宣称，每个具体的德国人无论在何时作为可供使用的行为规范都不外乎希特勒治下其民族的残暴行径。即使是双目圆睁地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批判性地审视，在严格拒绝国家社会主义的同时有人却像国家社会主义本身一样，宿命地认为个人不过是整个“民族性”的组成部分。有关德意志民族特点的模式仅仅是从国家社会主义那里抄袭来的，这种模式觉得能够自圆其说，但临摹法西斯主义自然是行不通的。区别对待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会打破模式。模式是想保持封闭的，它让每个重复者都能获得发明者的满足感。最糟糕的是：这种模式令人着魔，其自信达到了躁狂程度。它霸占着话语权，并阻止人们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不确定地——试图换一个视角看问题。
然而社会，或者说被我们称为社会的，因为没有更贴切的词，也就是人却是活的。他们每天都说话，在两种分歧的意见间穿梭，即处于中间地带。
再加上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并非无条件的，否则东西德在经历了四十年分裂为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后就不会有这么大差别了。
1970年乌韦·约翰逊在《试图解释一种心态：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类东德公民》的文章中写道：
谁离开，不需要一种具体的当前政治原因，甚至不需要所有原因。他与东德断绝了关系，他不再相信她的话，他不能再继续和她过下去了，听到她的声音他就受不了，他对她不再信任，现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人们用来描述私人关系解体时的状况的。因为走的人完全清楚，用俗话说是他遗弃了她，就像一位太颐指气使的新娘，有朝一日也该让她尝尝受伤害的滋味……
西德难民营接收程序起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它让人不再憧憬国家的统一。那些人们想与其统一的人受到了如此对待。没有想到的是统一的代价令人如此厌恶。这种伤害被遮掩了，但这并不能帮助伤口更快地愈合。此外，这些人也不是为了要待在西德，而是他们要离开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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