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清楚为什么我的眼光，哪怕是观察同样的事，也与在这儿土生土长的人的眼光不一样，我得指出一些对这儿的人来说是陌生的东西，而对我来说是过去的东西。要说强求自己的目光与这里人的目光一致，这不光不可能，而且也是造假。
我的书在德国总会遇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写写德国的事。另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写德国。第一个问题认为我看德国的角度不对，因为它与众人习惯的角度不一致。那陌生的视角刺激了某些人，让人嗅到一种非法的干涉。第二个问题给我明确规定了写作范围：我从什么地方来，就应该写那里的人和事。在我的第二种较好的生活中，我虽然有权利啃一角德国面包并咽下去，但我这张从前空着、现在塞满了、但依然是陌生的嘴至少应做到食而不语。
在东欧国家到处可以看见地面上蜿蜒的管道，有的离开地面一点点，有的凌空而设，高过桥梁。它们呈现的是一幅力不胜任的工业化景象。顺着公路所有的管道接缝处都在往外冒气，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这种气体，它是困境喘出的白色气体。如果感觉受到威胁了，把这种气体当做威胁的鬼怪显身，这不是隐喻，而几乎就是现实。德国的公路上没有这种困境喘出的白色气体。德国公路平坦，交通标示牌上画着蹦跳的鹿，标示牌上的鹿甚至还长着角。我有时问自己，这些鹿角是带着皮的还是不带皮？沿途都有电话设施供出了交通事故者使用。还在路上开着车的人还不需要它们。开着车我觉得不能让这些电话设施发现自己，它们代表着那些数不胜数的已经不再在路上的人——死于车祸者。他们在这里与仍旧在路上的活人打电话。
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想的这些，但我却总是这样想，就像是一种强迫症。这只是有关我那看不见的行囊，也就是我所离开的那个国家的更深含义的一个例子。
后来我在报纸中读到：
“金克尔在他的讲话中使用了航海学隐喻。他说，自由民主党这艘船需要一位新舵手，因为兰普斯多夫伯爵六月要离开这艘船……一年一度的三巨头聚会是自由民主党在自由主义大本营举行的阅兵式。
‘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这里有我的根，我愿意与这里息息相关。政治和政治家需要家乡……’
……自我批评和公开的反思是必要的。‘但此后必须航向明确地重新起航。’天气好的时候做到思想自由并不难，碰到狂风暴雨的时候就不容易了。他想贡献力量，让自由民主党在艰难的航程中保持航向……”
外交部长虽然说政治和政治家需要家乡，实际上他却是在应用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把昂纳克归入萨尔州。人们很难反驳金克尔的地方主义，金克尔在德国确实很有根基。尽管如此，为了谈论家乡，他还是要用航海方面的隐喻，这样他的语言就滑向了失去家园的方向。航海的画面给了他诗意的感动，因为他从来没有无家可归过。
罗马尼亚对这个国家刚刚发生在我眼前的事来说意味着更深含义。德语是我的母语，但与这里的语言相比，它是我带来的语言。在我学会它的地方，政治上隐喻的乏味是类似的。那里和这里一样，这类词汇同样经过人为的过度牵强而不可避免地变得滑稽，从而词不达意。虽然这样还是有区别：那边的意图更阴暗，目标直指生活本身。
就是一般的词如商店、街道、理发师、警察，在日常使用时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因为它们所指称的东西本身就不同。人们无法两次学习同一门语言：我说的是从前说话时使用的相同的词，但现在我要赋予它们一些新的内涵。
我们的脑袋里没有电影中的快动作。即使眼睛看到的是全新的东西，人们也无法更快地理解。因为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才有可能了解所有细节。一个陌生的地点使母语的思维和表达也变得迟缓，因为母语对我的嘴和耳朵来说都是熟悉的，这就让人觉得它老化了。它得慢慢地步入新事物。
有一天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下大雪时房主没有义务扫雪和撒石头子防滑。雪下得不那么急时才需要拿起雪铲和沙石桶。鉴于这一理由，纽伦堡-菲尔特地区法院在星期三公布的判例中驳回了一名过路人的赔偿诉讼。这位妇女要求房主赔偿5000马克，因为她在大雪天摔倒在房主的房子前，股骨骨折。法官们却认为，房主‘只有在所采取的措施能奏效，具体到这里是能起防滑作用时’，才有义务铲雪和撒防滑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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