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陪着我走到村边的六十来岁的男人看到那位女人看见了他，就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和她一样住在下面村子里，他正要陪我去山坡上的果园。他们以前聊过天，她认识他，也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现在他不能说出自己的观点，这让他很难受。因为我站在他的身边，他知道我会愤怒地反驳的。他选择沉默，因为他不愿让当地人看出自己的熟人持不同意见。这自然也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站在他身边的人是个外国人。
几个星期前他试图让我明白，我作为在罗马尼亚生活过的德国人与外国人是有区别的。这次尝试之后他就知道了，我对他这种区别对待和他那别有用心的伪善不买账。
他弯腰去拿苹果，那女人不满地继续往前走去。那女人走远了之后，他对所发生的事仍旧不进行任何评论。他装成好像根本没有遇到那女人似的。
一个小时以后我走在他身旁，在“回家的路上”再次路过那个村子。那村子与西德上千个别的村子看上去没有什么两样：到处收拾得井井有条，就好像天上既没刮过风、也没下过雨、没有一次霜冻或是酷暑损害过房屋的颜色似的。就好像时间仅仅在人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而对房屋却高抬贵手了。与贫穷国家相比，这里的人也老得晚，而且老的方式也不同。我能够想象，谁住在有桁架房屋、观赏性灌木丛和晚秋植物的街上，是不愿意听贫穷这个词的。上了年纪的人知道，战后他们贫穷，人口也锐减了一半。因为他们知道，是希特勒挑起这场战争的。
他们打输了这场战争，失去了房屋和家园，他们的民歌和习俗也被用来为这场战争服务。所以他们没有权利抱怨。在希特勒以他们的名义蹂躏过的世界各地，人们视他们为怪物。他们拼命做苦工，为了逃避这满目疮痍的一切。
年轻人知道，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贫穷国家永远是许多人的梦想和极少数人的奢侈。仅仅是看见穷人的贫穷，这个村里的居民都会感到恐惧。无论老少都很夸张，想象出来的恐惧转变成仇恨。他们认为贫穷是有失身份的，特别是陌生人的贫穷不可理喻。他们脱离了贫穷，贫穷的是陌生人。他们太高贵，甚至不屑看到陌生人的贫穷。这完全是优越感思想在作祟。只有当他们出于仇恨想在贫困面前保卫自己的村子时，他们才觉得有家的感觉。
谁在这类村子的街道上说出“外国人”这个字眼，都带着仇恨。人们可以和任何一个过路者就这个题目聊起来，这样的谈话总是以同一种形式自动展开的。有了对陌生人的偏见作布景，人们能聊个没完没了，能够无嫌疑地发泄自己的不满，这种不满往往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其他原因（这种原因人们永远都不会承认或说出）。
几天前，当地报纸印了一本有关外国人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堪称是充斥了所有偏见的德国“民间文学”，语调是调侃性的，充满了对人的蔑视。编辑部那假惺惺的评论就是一种伪善，说什么这只是对当前大众看法的反映，这本小册子在这一带已经作为传单被散发了上百份。对小册子的内容编辑部则三缄其口。
接下来几天的读者来信大部分都是表示感谢的，现在终于说出了心里话。表示愤怒的信寥寥无几，这一点编辑部大概在印刷这本小册子前就估计到了。
那位在苹果树下愤怒开骂的老妇人指的不是一个寻求避难者，她指的是所有寻求避难者。她怎么能指一个人呢，那个小偷她又没看见。她知道一个寻求避难者是没有房子、没有屋顶、没有果树的，因而他要她那破旧的木梯子是派不上任何用场的。但这并不妨碍她死守着自己的偏见。
这位本地人的指责和诽谤是笼统的，她知道她可以这么做，因为她不需要为自己所说的提供证据。如果有一个陌生人偷了东西，那么她就希望所有的陌生人都能从这个村子以及这个国家的所有地方消失。她只是很多人中的一分子，她的所作所为在这一带屡见不鲜。只要有机会，她天天都诽谤陌生人。她更换谈话对象，但谈话主题永远不变。这能让她和她那个小村子保持活力。
这种带着仇恨的活力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共同的敌人形象从来不需要予以更正，因为敌人的所有特征都是杜撰的。通过共同的敌人形象使参与谈话的人得到认同，而且他们还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这能让人上瘾。对外国人的仇恨就变成了社会舆论。这种仇恨能让人产生一种同仇敌忾的感觉，这一感觉很重要，因为在所有其他领域人际关系中充满了妒忌、阴谋和竞争。谁要是不加入这种统一战线就值得怀疑，就会被社区问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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