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一个个离我而去，我的生活更加空虚、无聊了。大学生们真的开始闹学潮了，可是我既不明白学潮的动机，也不理解学潮的意义，只看到他们狂热的投入工作。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斗争的残酷或悲哀。
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像大学生一样享有读书的权力。如果现在允许我读书，可是每周日必须在尼古拉也夫广场挨顿打作为代价，我想我完全可以接受。
有一天我到塞米诺夫面包坊去，那里的工人居然想到学校里去打学生们。
“咱们用秤砣打他们。”其中一个恶狠狠地说。
我极力阻挠他们的行动，最后都要打起来了。可是我这样做似乎并不是有意要维护大学生，我甚至找不出什么理由替他们辩护。
我垂头丧气，十分落魄地从面包坊的地下室艰难地走出来，伤心欲绝。
我苦闷到了极点，晚上来到卡班河岸，随手迥流水中投着石子儿，投石问路，如果真能找出一条路来也好呀。脑海里充斥着一个问题：’我怎么么办？”
没有答案，为了分散精力，我开始学拉提琴。于是面包店里多了一个故事，每天夜里更人和老鼠不再有安生的日子过了。我对音乐极为偏爱，因而学起来十分狂热，可是偏偏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晚上，我的在戏院队供职的提琴老师趁我出去的当儿，私自打开了我没上锁的钱匣，我的钱装满他的口袋。这时，我回来了，他晨从地把他刮得发青的脸伸给我，说：“打吧。”
泪水沿着他呆滞的脸颊流下来，两片嘴颤抖着。
我真想揍他一顿，怎么可以做出这等下贱事来。我强压怒火，握紧的拳头放在屁股底下，命他把钱放回原处。这个蠢货临走突然高声叫道：“给我十个卢布吧。可以吗？”
琴师和钱一起走了，学琴的事就此告吹。
这一年的十二月份我已下了自杀的决心。
为了说明我自杀的原因，我专门写了一篇叫做《马卡生活事变》的文章。文章写的极不成功，内容缺乏真实性，不过也许正是这一点形成了文章的价值。里面描写的事件是客观存在的，但好像这一切与我毫无干系。哎，不管怎么说，我对自己有一点还算满意：一定程度我能把握自个儿了。
我的自杀居然和我的文章一样拙劣，那只旧手枪并没有穿透我的心脏，而是穿过了另一个部位：肺。这样一来，仅仅一个月的工夫，我就羞惭地返回面包坊的岗位上了。
我干了没有多久。在三月底的一天夜里，我在女店员的房间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霍霍尔。他在窗边坐着，嘴上吸着粗大的纸烟，眼睛望着面前的烟雾。
“您有空儿吗？”他说话单刀直入，连客套话都没有。
“二十分钟吧。”
“那么，请坐。让我们谈一谈。”
他还和以前一样，一幅哥萨克人的打扮，金黄色的耀眼的长胡子飘垂在宽阔的胸前，任性固执的脑门下齐齐的短发，脚下那双农民靴子民出难闻的臭胶皮味。
“哎。您想不想到我那儿去？我现在住克拉斯诺维多渥村，顺伏尔加河去大约四十五公里，我开了一间小杂货店，您可以帮我卖卖货，放心。您有足够的时间看我的好书，好吗？”
“好吧。”
“真爽快。那么请您周五早上六点到库尔巴拖夫码头，问从我们村来的船，船家是瓦西里·藩可夫。嗨。其实用不着您费神，我会在那儿等候您的。再见。”
他迅速结束了我他的谈话，一面伸出大手和我告别，一面取出他那块笨拙的银表说：“我他只谈了六分钟。对了。我叫米哈依·安东罗夫。姓罗马斯。”
他迈开大步，甩着膀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两天之后，我去赴约。
那时，伏尔加河刚刚解冻，混浊的河面上飘着数不清不堪一击的冰块儿。船地穿行在这些冰块间，冰块被撞得四分五裂。浪花随风旋舞，玻璃似的冰块反射着太阳的光芒。我他的船乘风而行，船上载着许多货物：木桶、袋子、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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