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幻觉突然像线团一样散开；整个空间的声音、脸孔和动作围绕在他身旁重组；他头顶上炫丽变幻的灯光变得真实而令人目眩；他又开始呼吸了，他和她和上百个温驯的群众一起缓慢地呼吸，那胸口的一起一伏，那永不停止毫无意义的演奏和间奏，以及那重复来回的字句和对话——在在把他的感官拧开，感受生命中令人窒息的苦闷与压力——此时，他听到她的声音在对他说话，冰冷飘忽有如被他抛诸脑后的梦。
“我属于这里，”她喃喃地说，“我跟这些人很像。”
在那一瞬间，安东尼感觉到葛罗丽亚所说的话，像是一个讽刺而多余的矛盾说法，穿过她创造出用来自我保护的安全距离击中他。她越来越陶醉其中——葛罗丽亚的视线驻足在一个闪族（Semitic）小提琴手身上，他的肩膀正随着节奏轻轻摇摆，音乐是那年最柔美的狐步舞曲：
“有个声音——唱着
叮—铃—铃—叮—铃—当—啷
在你的耳边回响——”
她又开口说话，声音从她自己所创造并浸润其中的幻觉深处传来，好似一个天真孩子会说出亵渎神明的无忌童言。
“我跟他们很像——像那些日本灯笼和皱纹纸，还有那乐队演奏的音乐。”
“你这个小笨蛋！”他语气强烈地坚持。
她摇摇那有着金黄色头发的头。
“不，我不是，我真的很像他们……你应该要了解……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葛罗丽亚迟疑着，她的眼睛移回到安东尼身上，猛地与他四目相对，仿佛很讶异最后一瞥竟然发现有他在那里。“我的性格中有你所谓的廉价的部分。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可是——噢，就是这些东西，这些明艳的颜色和华丽俗气的粗鄙。我似乎是属于这里的，这些人会欣赏我，接受我原来的样子，这些男人会爱上我，赞美我，相反的，那些我认识的所谓的聪明人，他们只会分析我，说我之所以变成这样那样，是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
——那一瞬间，安东尼升起一股强烈的欲望想要把葛罗丽亚画下来，将现在的她留住，记下她原原本本的样子，因为，因为这个她也许下一秒便永远不再。
“你在想什么？”她问。
“只是在想自己不是个写实主义者，”他回答，接着又说，“是的，只有浪漫主义者才会想要永久珍藏值得珍藏之物。”
从安东尼根深蒂固的世故中，产生了某种理解，不是什么隔代遗传或晦涩难懂的理论，事实上它与肉体无涉，而是一种记忆，一种人类历代心灵编织传诵的浪漫情怀就此苏醒。当她说话的时候，当她看着他的眼睛的时候，还有她转动那令人爱怜的小脸的时候，她令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深刻感动，那承载她灵魂的容器本身已存在意义——这样就够了。她便如同太阳，明亮耀眼，不断成长，聚集并储存光和热——然后在漫长如永恒的时间后，藉由一个眼神，一个句子的片段，她让他看到了某个部分，使他目眩神迷于其中所有的美丽与幻象。
当理查德·卡拉美在大学时代担任《哈佛热血》的编辑时，便立志写作。不过到了四年级的时候，他被一种光荣的幻觉影响，认为有些人注定要为大众“服务”，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完成某个不明确而令人向往的使命，而他所得到的回报，就算不是留下永恒的英名，至少能够为最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他个人也可以因此得到满足。
这种精神长久以来便活跃于美国的大学和学院。通常，它萌芽于新鲜人刚进大学，心智还尚未成熟、思想浅薄的时候——有时更早还可追溯到高中预科学校。众多以情绪性演技闻名的学运领袖在校园间运作，他们藉由让善良的好学生惊恐，瘫痪教育体制培养思考能力和学术好奇心的目的，简化出一种对于罪的非理性信念，归咎于童年时期的罪恶感，以及“女人”永远存在的威胁。在这些思想的洗礼下，学坏的年轻人终日玩乐，胆小的便沉迷于药物，这些对农夫的太太或虔诚的药店职员来说或许有益无害的药丸，却对“人类未来的领袖”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危害。
这只八脚章鱼强壮到足以将它迂回的触手伸向理查德·卡拉美。在他毕业后的那一年，它便将他召唤至纽约的贫民窟，和一群糊涂的意大利人胡搞瞎搞，担任“外侨青年救助协会”的秘书，他全心投入一年多的时间，直到工作内容的千篇一律开始让他感到厌倦。外国人无穷无尽地涌入纽约——意大利人、波兰人、斯堪的那维亚人、捷克人、美国人——他们犯相同的罪、有着相同丑陋的脸孔和几乎一模一样的体臭，他幻想随着时间过去，一切会变得更丰富而有变化，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最后对于服务的效益所做出的结论，仍是含糊且不明确的；然而就他自己涉入的程度来看，则可算是独断而果决的，任何一个怀抱善意的好青年，当圣战的钟声整日在他的脑中回响，都有可能因此奋起，尽一己之力重建欧洲的断垣残壁的——现在是卡拉美写作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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