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上与他的认真细致精神相对应的是他的描写的详尽性。这一点在他每一个作品中都可读到。他爱细节。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部充满细节的、篇幅宏大的、描写性的长篇小说，题为《千万种享受》，有时弗兰茨和我将它命名为《幸福的人们》。每当我给他朗读刚写好的一章，弗兰茨总是欣喜万分，催我继续写下去（1909年）。我完成了这本书，但仅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其中一章（《沉醉在书籍中》——描写的是大学图书馆），因为我觉得这整本书十分怪异可怕（卡夫卡强烈地反对）。卡夫卡对彻底性的偏爱、他那铺得很开的描述也十分典型地反映在他的生活中。他经常迟到——但不是由于时间观念差，而是因为在此之前他觉得需要吸仔细地完成另一件事。不存在不重要的事情，不存在他仅仅“做完便完”的事。正如他不愿委屈任何人一样，他也不愿委屈日常所遇的任何事情，任何活动。所以人们在他身边会强烈地感觉到：世上根本没有平凡的和普通的事物。关于圣人和宗教创始人，流传着关于与此相似的作用力的传说——与卡夫卡的接触使我相信，这类传说是基于真实的感受之上的。
神圣的范畴（而不是诸如文学这样的范畴）是唯一可据以正确地观察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的范畴。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他是一个完美的圣人——这种说法在他自己的眼中也是完全错误，甚至亵渎神灵的。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要求观察者每走一步也要小心翼翼，因为这是在人类最边缘处的悬崖边走路，可是即使怀着这种谨慎之心，依然可以从许多迹象中推论，弗兰茨·卡夫卡正走在通往这最后目的地的道路上。他从不以微不足道的尺度来衡量自己，总是面对人类存在的最后目的；通过这一点，才能解释他那尖锐得令人震惊的自我批评，才能解释他那给人以超自然感觉（却又是那么自然）的谦虚退让，这同时也是他不太愿意发表自己作品的主因之一。
使他归入神圣范畴的一个特点便是他的信仰。他信仰一个公正的世界，信仰“不可摧毁的”，他的许多箴言都提到过这点。要不断地认识这个真实的世界，我们太弱小了。然而这个世界存在着。真理随处可见。它穿过所谓“现实”的人们注视着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卡夫卡对每一个细节对现实的每一个细小皱褶都深感兴趣的原因之所在。在日记中可以读到数页之长的记载，关于寻常人的长相、面容和其他特征，关于火车上对面坐着的旅人、路过身边的行人。同这种兴趣密切相连的是一种贯穿始终的讥讽。甚至卡夫卡作品中最酷烈的场面（《在流刑营》、《鞭挞者》）也处于审视的兴趣和温和的嘲讽这幽默双重光的交叉照射之下。幽默是卡夫卡创作（和生活）中的一个关键成分，它透过现实的网眼指向更高的实质。他从未以公式化的或粗俗做作的语言来表达这个实质，但是他对这个实质的信仰体现在他的一切举动中，使他内心深处得以安宁；尽管他力图给自己和他人留下极不安宁的印象，他却在自身四周散播着一种甜美的自信、安全感，这是我在别的地方很少感觉得到的。
在他接触的一切机会中，卡夫卡总是寻找着来自真理的世界的重要信息。因此他是最出色的听众，最出色的提问人，最出色的读者和评论者。那些人们称为“水平”、“文学标志”、“声望差距”的东西与他的观察方法相距何止千万里。他处处碰到重要的东西。他会为副刊中的一句成语而着迷，他激情洋溢地演出随意一位作家（往往是人们轻蔑地称为伪艺术作家的人）的长篇小说中的生活气息和愉快场面。我还记得，那时我们一起住在什莱森的施图德尔公寓，他从公寓图书馆中借来一本奥内特的长篇小说，非常激动地给我朗诵一段对话，他赞赏其无拘无束的活力。一出歌剧、一部寻常的电影中的细节能催他泪下，这些细节有的是确实成功的，有的是奇迹般地（缪斯将劣等作家的笔推开，自己动手写了几行）化为出色的有机的形象的。他是一个彻底独立的发现者，丝毫不受文学史上固定等级划分的束缚。
他以一视同仁的态度评论人，评论生活关系。他既没有附和流行观点的先入为主，也没有非得与流行观点唱反调不可的先入为主。最可喜的是；他的见解完全是非悖论的，甚至是反悖论的。他的论断含有某种非常简单、实用、触手可摸的素质，简便而可靠，尽管他作出论断时是小心谨慎的，并十分愿意、简直狂热地愿意承认自己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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