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并非仅仅在谈到这样的大题目时才显示出杰出的形象表达力，而是始终如此，从不中断——这正是他的独特之处。他的格言中令我们感到奇特之处，对他来说是自然的，舍此它没有别的生活和思想形式。他根本不能换一种方式来说话和写作。它是自然产物，甚至有时在他的妹妹们的表达方法中也有所表现。最具他的个性的是那些梦幻般诗意浓郁的、悖谬性风趣横生的措辞。他这样半誉半讥地说到他办公室的一个同事：“他不能从长长的工作时间中有所收益。”接着沉思地说，“不过也许可以促使他这么做。”当我们滔滔不绝地又谈论了一个夜晚，天快亮时才回家去时，听到了苏醒的城市生活的最早的噪声（牛奶车等等），他倾听着说：“大城市的蟋蟀！”当他有一次需要占用我一点时间，让我帮个忙时，他说：“原谅我，因为我不原谅自己。”他最后说的话中有一句也表示出这种悖谬的特征。当治疗他的克罗善斯托克大夫不愿给他注射吗啡时，他对他说：“请您杀死我吧，否则您就是杀人犯。”关于报告肺结核产生的第一次大吐血，他说㊣(48)的是（他把这个疾病说成是摆脱当时的困境——指计划中的婚姻——的是合乎心意的出路）：“我的脑袋和我的肺背着我商量好了。”……
尽管列举的这些事例把事情说得如此清楚，却不足以充分地道出卡夫卡人格的全部实质。他周身散发出的最根本的素质不是其才智横溢，而是成为才智基础的深深的自信，是运动的安闲。我愿意再度求助于我的《戈尔塔》，摘录如下：“在他身边的人会直接感觉到，伟大的终将被证实为伟大，即使一切现象都在唱反调；会感觉到，世界高贵的核心将不会永远被所有弊病触犯，不会永远被人滥用。他没有说这话，很少说到类似的意思，而且也只是犹豫不决地通过一闪即逝的、听上去常是开玩笑似的形象来表达。然而他的所有举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动作，哪怕人们只是观察着他怎么梳理他的头发，一举一动都仿佛不言而喻地象征着对一种正确的、巧妙的、纯洁的、不可逆转的生活方式的坚定信念。它存在着。困难的只是——找到它，到达它的身边。否认这种巨大的困难是他决不会干的。相反，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密切地注视着世界上模糊不清的、滑稽可笑的事物。他明白，每迈出一步，都难免纠缠卷入，难免磕磕绊绊。然而他相信内在的优越素质会成熟起来。”
1906年6月18日，卡夫卡在布拉格卡尔·费迪南特皇家德语大学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然后他要按照惯例通过所谓的“法庭年”，亦即那些想要投身于律师职业的法学毕业生必须经过的无薪法律实习。卡夫卡从来没有当律师的念头——他只不过利用这一年作为紧张的考试后的喘息机会，并通过这个喘息机会寻找一个有工资的职位。因为他同父母达成了默契：一旦有可能，他不多一天依靠父母的钱包过日子。这连他父亲也完全没有明白，将他此举视为最不像话的无理取闹。我已经说到过：是否可以给这个才华出众的儿子（但是他的父母是否了解他的才华呢？这才华有没有显露出来都是问题）以一种特殊的自由，比如批准他到国外去学习几年。这个家庭的物质条件那时是充分的。但是要想获得这么一种待遇，弗兰茨必须有足够的甩开膀子闯路的精神。可是他最缺乏的不就是这种精神吗？他的能力仅仅是内向的，表现为执拗、消极的坚韧。从这里可以找到他悲剧性的咎由之所在。他受着罪，默不吭声。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他的才能的独特表现形式不仅仅在父母眼里、而且事实上也似乎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而实用性与弗兰茨在艺术中追求的纯洁性是从头到脚格格不久的，他在日记中称“写作是祈祷的形式”。在寻找挣钱的职业时，弗兰茨根出要求：这个职位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以文学作为挣钱的职业在他心目中是剥夺文学创作的尊严。挣钱职业和写作艺术应该绝对分开，二者的“混合”，比如记者的行业，亦为卡夫卡所否定——但他从不发表教义，而只是自己微笑着退缩，声称他自己“却不能这么做”。他的这种观点给我和我的职业选择也带来了旷日持久的影响。我（像他一样）出于对艺术的尊重，在最可厌的、远离艺术的、枯燥乏味的法律职业中翻来覆去地折磨自己，直至很久以后才走上了戏剧评论和音乐评论的道路。今天我认为卡夫卡在这一点上的严格态度是一种高尚的迷误，我后悔我自己像卡夫卡那样在办公室里任由成百上千个毫无乐趣的时辰在几乎是绝望的心情中流逝，从而亵渎了上帝崇高的造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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