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热烈追求的是一种“普通频率”的职业——也就是说从早晨到中午二或三点上班（我把这个“或”字写得这么轻松，其实照我们当时的想法，这一个小时决定着我们的整个内心幸福），下午空闲。私人行业的工作上午和下午上班，以致一天剩不下任何进行文学工作、散步、闲读、看戏等事项的时间。即使三点以后回家去，这才吃饭，略略恢复摧残神经的工作造成的疲劳，打算进入心中向往的自由状态——然而一天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渴望的到二点为止的频率只有在极少数工作单位存在，几乎都是国家机关，那时，在旧奥地利时期，这种机关已经是只接受由高层担保推荐的犹太人才能进入的了。我并不想在此陈述我们寻找合适的位置的希望经常遭到破灭的故事，这些故事那时每天都像幽灵般出没在我们的谈话中。好在卡夫卡经过在最紧张的私人机构（AssicuzioniGenerali）工作中的短暂序幕后，终于在1908年7月在一个半国立的公共机构找到了合乎愿望的职业，这个机构叫“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人事故保险公司”。
在这两个岗位上，弗兰茨都受到上司的青睐。但是事态很快就表明，他作了许多尝试来分配时间，以便不受阻碍他从事自己酷爱的写作，然而没有成功。写作需要有衔接着的许多小时，使创作力将执笔者带入高涨的情绪，这种情绪持续上升，尔后重新消逝。然而这短暂的下午总是使人想到明天将要在保险公司度过的荒凉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卡夫卡不能够沉入这个过程之中；而我很快也开始过类似的日子，也只有在投入最高度的精力和思想最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才勉强可以进入这个过程。于是恶劣的时期在我们俩面前展开了。我在与卡夫卡共作休假旅行时写给这位朋友的一首诗充分表现了我们的烦恼
卢加诺湖
——给弗兰茨·卡夫卡
蜻蜓憩息在我们的腿上，
轻柔的双翼伸展得笔挺，
从的热的墙上钻入水中，
把我们当成岩石或花来想象。
高高的公路变成锯齿模样，
带着纯石灰粉，烧得像发白的太阳；
沉甸甸的葡萄串向我们把腰来弯，
葡萄叶的绿荫投下女性般的清凉。
但我们的心灵啊，亲爱的朋友，
它在为痛苦的过去激动异常，
语言的音响黑暗而遥远。
尽管我们知道，现在被晒得黑黝黑黝，
临近的日子将强压我们以同样的重量，
我们被压弯，无情地变成苍白。
卡夫卡试着下午睡觉，夜间写作。每一次这种尝试总能持续一段时间，然而却不能睡得充足（弗兰茨深受睡不安稳和对噪音特别敏感之苦），于是出现了精疲力竭的状态，迫使他不得不拿出他残存的一切力量来应付办公室内的工作。他有许多要求，包括有些物质也被他视为“卑鄙”（这是我从他那里听到过的最尖锐的表达反对意见的词），比如当时社会保险遭到颇有几分道理的攻击，而这种攻击遭到新闻宣传的围剿，卡夫卡对此便用上了“卑鄙”一词。故此他在日记中写道：“写出了一篇支持和反对本机构的诡辩文章”（这一种嘲讽，证明他其实并没有完全脱离新闻文体的写作）。
我作为邮局职员度过的那些年里，我下午和晚上常埋头写我的《图科’布拉厄》，这些年头在我的记忆中已是晦暗无光，我几乎记不起什么细节了。一切都被无形的力量填入了无意识的血盆大口。也许有朝一日还会有什么浮现。留在我脑子里的只有一种直接的感觉，即对工人阶级遭遇的几乎不可理解的苦难的感觉。这种苦难抓握着所有不得不从事自己毫无兴趣的工作的人。这种苦难经由泰勒制和“流水线”更是升入了离奇的境界。这怎么能够忍受呢？也许我们只是想入非非，以为人们忍受着这种难以设想的苦难；因为实际上它超越了人的反抗力，超越了人的自卑可能性（可惜这与前一因素在此是一回事）。我完全同意那种对社会问题的设想，那种对劳动收益的合理分配，然而我的阅历还指出另一个理于更深处的问题——劳动幸福的问题，对劳动、对自己的工作的快乐的问题。就此也许还可以再说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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