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弗兰茨想要活下去，他以我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准时性毫不抗拒地遵守医嘱。假如他以前就认识了朵拉。他的生的欲望就会产生得更早，产生得及时并更强烈。这是我的印象。—一这两个人般配极了。朵拉掌握的东方犹太人宗教传统的丰富宝藏是令弗兰茨心醉神迷的不竭源泉；而这位对西方又比的一些伟大之处尚一无所知的年轻姑娘．对这位伟大的老师之爱和尊敬也丝毫不逊色，她同样爱着他梦幻般的、奇特的想象，这些想象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她。他们经常像孩子般地互相逗乐。我还记得，一次他们把自己的手一起浸入同一个脸盆之中，并称之为“我们的家庭浴池”。朵拉对这位病人的关怀备至今人感动．而他一切活力的姗姗来迟的觉醒也令人感动。朵拉告诉我，当契阿斯尼教授（那时已是弗兰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弗兰茨说，他脖子里看上去好一点了的时候，他高兴得哭了。他一再地拥抱她，告诉她，他从来不像现在这样渴望活下去，渴望恢复健康。我愿将此与我们共同的什累申之行（1919年11月）作一番比较，那次火车旅途中有两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卡夫卡谈及汉姆孙的《大地的祝福》，他详细地分析，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有时甚至违背作者的意愿）一切恶都来自女人；另外，有一次火车停下时，他以最深的抱怨口气说：“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竟有这么多车站，走得太慢了！”而现在，在死神降！临的时刻，他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希望能活下去。
6月3日，星期二，卡夫卡溘然长逝。尸体置于密封的棺木中运回布拉格，6月11日四点安葬于布拉格——斯特拉斯尼茨的犹太人公墓，墓址的位置很好，在公墓边缘告近一个大门的地方。当我们五点一刻走回吊丧的房子——旧环城路弗兰茨的住处时，我们看见，市府大楼上的大钟停在四点钟的位置，时针始终还指着这个时辰。——弗兰茨的父亲和母亲后来在同一个坟墓中安息。
关于弗兰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绝大部分从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博士的报道中获悉有关情况并陈述于下。
星期一晚上弗兰茨状态很好，他情绪愉快，对克洛普斯托克从城里带回的一切都表现出欢喜之情，吃着草毒和樱桃，捧着这些水果闻了很久，享受着它们的芬芳。在最后几天中他对一切都是这样以双倍的热情享受着。他希望看别人在他面前喝很多水（还有啤酒），因为他自己做不到。他分享着他人的享受。在最后几天中他谈了许多关于饮料和水果的话。
星期一他还给想要到基尔林来的父亲写了下面这封信——一个自我控制和孩子之爱的文献，可与之相比的只有比如海涅在他的病房里寄给其母亲的信件，为了不引起丝毫不安。信的内容如下：
最亲爱的父母，关于你们有时来信提到要来看我的意图，我每天都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对我来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该是多么好啊，我们已经这么长时间不在一起了。布拉格的相聚不能算，那是一种住宅干扰。可以算数的是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宁静地共度了几日。我根本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曾有过这样的经历，除了有一次在弗兰岑温泉度过的几个小时。再就是像你们信中写的，一起喝“一杯好啤酒”。从这里看得出，父亲对荷伊立根不太感兴趣，从啤酒的角度考虑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再说，我现在在炎热的日子里经常想起，我们有一次共同成了有规律间歇的喝啤酒者，那是在很多年前，当父亲带我去民用游泳学校时。
这一点和其他许多方面都是赞成这次来访的理由，但反对的理由太多了。首先，父亲由于护照难办而很可能来不了。这样当然会失去这次来访很大一部分意义；而老是由父亲陪伴着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会过分地关照我，过分地为了我而来，可我总是那样不很美，根本不值得人家一顾。初到这里和维也纳各方面的困难你们是知道的，这些困难使我的健康受到一些损害，它们阻碍了热度的下降，并使我进一步衰弱。咽喉问题引起的吃惊在最初阶段造成的衰弱超出了疾病本身带来的后果。
直到现在我才依靠人们在远方根本想象不到的朵拉和罗伯特这样的帮助（没有他们真不堪设想！）摆脱一切衰弱。干扰现在也还存在，比如前些日子患的肠炎，至今尚未消失殆尽。这一切凑在一起，使我尽管有这样好的帮手，尽管有美好的空气和食品，尽管几乎每天沐浴在新鲜空气之中，至今仍未完全好转，总的说来还未出现如当时在布拉格那样的转变。此外你们还要考虑到，我只能轻声说话，即便如此也不能经常讲，考虑到这点你们也会愿意推迟来访的。一切都处于最佳开端中——最近一位教授确定咽喉中有很大的改善，因为正是他这么一个非常可亲的不自私的人——他每周开汽车来一次，要求我做一切……所以他的话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我已说过，一切处于最佳开端，但最好的开端毕竟只是开端而已。假如向来访者（甚至像你们这样的来访者）展示的不是明显的、无可否认的、用外行眼光也看得见的进展，那么宁可别来。我们是不是暂时不要见面呢，我亲爱的父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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