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以为你们到此能改善或丰富我的治疗条件。虽然疗养院的所有者是一位年老有病的先生，他帮不了很多忙，而与那位非常令人不舒服的助理医生打交道友谊的性质多于医疗的性质。但是，不时有专家来查看，此外罗伯特总是在这里，他不离开我，他不去考虑他的考试，却以全副精力为我着想；还有一位年轻的医生，我很信赖他（我感谢艾尔曼副主教为我找来了他和刚才提到的那位教授），他当然还不能开车来，而是节俭地坐火车或公共汽车，每周三次离城前来。
星期一（据说包括星期二早晨，但我几乎不能相信）弗兰茨修订刚收到不久的他的最后一本小说集《饥饿艺术家》的初版。他就小说顺序的排列提出意见，对出版社没有足够地重视他的一些意见，表现出他的心受到了伤害。朵拉有一次说得很对：“其实他希望受到非常的尊重。假如别人对他很敬重，那么事情就会万事大吉，他对外表形式就那么在意。假如别人不这么做，他就感到深受伤害。”夜里十二点他入睡了。早晨四点克洛普斯托克被朵拉叫到房间里，因为弗兰茨“呼吸不对劲”。克洛普斯托克知道这是危险的信号，叫醒了医生。医生给打了一针强心剂。围绕着是否使用吗啡展开了斗争，弗兰茨对克洛普斯托克说：“四年来您不断地向我许诺。您在折磨我，一直在折磨我。我不跟您说话了。我就这样去死。”他被打了两针。第二针打完后他说：“别骗人说您给我的是对抗的药物了。”然后便是那句已经提到过的警句：“杀死我，否则您就是杀人犯。”他们给他打了潘托苯，他很高兴：“这就对了，但要多一点，多一点，这么些不起作用。”然后他缓缓入睡了。他最后几句话是对他的妹妹艾丽说的。克洛普斯托克扶着他的脑袋。卡夫卡一直最担心传染给别人，他说（这位医生朋友在他眼里变成了妹妹）：“走开．艾丽，别这么近，别这么近—一”克洛普斯托克微微抬起身子，他感到满意：“对了——这就对了。”
还在这些最后的场景之前，他粗暴地示意女护士走开。“他从来没有这么粗暴”，克洛普斯托克对我说。然后他用全力拉掉了心脏助搏软管，扔在地上：“现在别再折磨了，何必再拖延呢？”当克洛普斯托克从床边站起，想要清理一下针头时，弗兰茨说：“您可别走。”这位朋友回答说：“我不会走的。”弗兰茨以深沉的嗓音说：“可是我要走了。”
这里摘录克洛普斯托克6月4日从基尔林写来的信中的一段，他那典型的匈牙利德语保持原样。“可怜的朵拉，噢，我们大家都可怜。世界上还有谁像我们变得这么可怜——㊣(24)她睡了一会儿，可就是在梦中她也不停地嗫嚅着，只听得明白：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我的好人啊，你！……在她躺下时，我答应她，今天下午再到弗兰茨那儿去。她就这样躺下了。说到他，‘他是那么孤单，孤单极了，我们无事可干却坐在这里，而让他一个人在那里，一个人在黑暗中，无遮无盖。——噢，我的好人儿，我亲爱的你。’就这样翻来覆去。我们这里的情景难以描绘，也没有必要描绘。只有认识朵拉的人才会明白什么是爱情。理解这一点的只有很少的人，而这样更使折磨和痛苦加深。但您是的，对不对，您是的，您会理解的！……我们还完全不明白，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慢慢地，变得越来越清楚，而同时又昏暗了下去，揪心的痛楚。他还在我们这儿，所以我们尤其不明白。现在我们又要到他，到弗兰茨那儿去了。他的脸是这么呆板、威严、不可接近，他的精神是那么纯洁和威严。威严——一张国王的脸，出身于最高贵、最古老的家族。他的人的存在之温柔消逝了，只有他无可比拟的精神仍然构成他呆板的珍贵的面孔。美得就像一尊古老的大理石胸像。”
很少有作家经历过像卡夫卡现在经历的命运：生前几乎完全默默无闻，而死后很快便世界闻名。
对手弗兰茨·卡夫卡来说，这种命运的刻薄由于他对荣誉持全然无所谓的态度而得到缓解。在他心目中，写作（在他一篇日记中这么写着）是“祈祷的一种形式”。他努力的方向是内心的完美、白壁无暇的一生。不能说他毫不在乎世界对他怎么想。他只是没有时间来顾及这个问题。充斥他心中的是对伦理上最高境界的追求，这是人应该达到而实际上几乎达不到的境界；是一种上升至痛苦、至半癫半痴状态的冲力——不能容忍罪恶，容忍谎言，既不能容忍自我欺骗又不能容忍对他人的刻薄。这是一种经常以自我鄙薄为形式出现的冲力，因为卡夫卡仿佛是用显微镜观察他自己的弱点，渴望与纯洁、神圣获得最紧密的融合，在他的格言中这被冠以“不可摧毁的东西”。这种全力以赴的追求占据了他的一生。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是现代作家中最接近托尔斯泰的人。“倘若心中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卡夫卡以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的宗教观。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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