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我一直在监视着10号，但是我总不能一刻不离目不转睛地盯着吧。我打电话的时候自然就背朝着窗户，上洗手间时也得离开一会儿。”迪拉德说。
“这么说你不是始终守在窗户旁的？”
“是的。这对我的监视工作来说是正常的，对此无可非议。”
“但是你的记录却不是准确无误的，因为它既没有记录进入10号房间的每一个人，也没有记录离开10号房间的每一个人。”
“我的记录是准确的。”
“你的记录只记了那些你看见进入和离开的人，”梅森说，“但你却无法知道你没看见的进入和离开10号房间的人。”
“要是有的话我会看见他们的。”
“但是你至少去过一次洗手间吧？”
“是的。”
“也许两次？”
“也许。”
“你也没记旅馆老板娘进10号房的时间。”
“没有。”
“出来的时间呢？”
“也没有。”
“问题问完了。”梅森说。
“法官大人，”利兰说，“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就此使这个案子告一段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并考虑到被告律师提出的技术性较强的问题，我想叫旅馆老板娘出庭做证。”
“卡门-布拉迪太太，请您向前走并宣誓。”
卡门-布拉迪太太举手宣誓，证明她就是旅馆老板。
“你在星期二晚上去过10号房间吗？”
“去过。”
“什么时间去过？”
“我记录了这个时间，9点20整。”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电话铃响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让我最好去10号房间看看，住在那里的人好像病了。我放下电话，走进10号房间往里一看，只见博雷先生躺在地板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于是我就冲出来给警察打了电话。”
“那么，你可以提问了。”利兰对佩里-梅森说。
“那个女人的电话是什么时间打进来的？”梅森问。
“9点过20分。”
“完了之后你去了10号房？”
“是的。”
“你在那里呆了多久？”
“几乎没呆。我开开门只见那人躺在地板上，就转身跑出门去叫警察。”
“马上吗？”
“马上。”
“你进到10号房时关门了没有？”
“我……我记不大清了，我想我正要关门却见躺在地上的人，我吓了一跳跑上前去弯腰一看只见他还活着，就连忙跑出去叫警察。”
“你怎么肯定电话是9点20打进来的呢？”
“我做了记录。”
“是警察叫你这么做的？”
“是的。”
“那么说你不是当时记录的，即不是在接到电话的时候，而是在后来某时又记下的？”
“几分钟以后吧。”
“几分钟？”
“唔，我打电话告诉警察有人受伤了，他们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说有人打电话说的，于是那个警察就叫我把接电话的时间记下来。”
“所以你就记下来了。”
“是的。”
“那是什么时候？”
“9点半刚过。”
“这么说似是在9点半刚过的时候记下9点20接的电话？”
“唔，我想接电话的时间恐怕还要早一分钟。”
梅森说：“你接了电话，放下电话就马上去10号房间了？”
“是的。”
“然后你又回到办公室，拿起电话找警察。”
“是的。”
“从办公室到10号有多远？”
“不到75英尺。”
“警察告诉你说当时是9点半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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