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斯好一阵子才低声说：“告诉那位不知性别的人，我会在10点到那儿去的。”
马克从嘴里拿出雪茄，不安地问道：“你真的打算为了那封信而到赌场去吗？”
“噢，对呀——当然我要去的。”
10月15日，星期六，晚上10点30分
理查·吉尔卡特有名的赌博场所“赌城”位于西七十三街。
它的兴盛期虽短，但在许多老年人心里却是记忆犹新。那时它的名声甚至还传遍了全国各地。如今，老赌场的旧址上，已经又新建了一栋高耸的公寓大楼。
老赌场的房子建于1890年，是理查的父亲——埃姆斯·吉尔卡特的住所，他当时算得上是城里最精明、最有钱的房地产经纪人了。在老埃姆斯的遗嘱里，他把这份特别的产业留给了理查·吉尔卡特，其他的财产则由吉尔卡特和安妮·里威廉太太共同继承。里威廉太太继承遗产的时候，是个带着两个十来岁孩子的寡妇。
老埃姆斯过世后，理查·吉尔卡特独自在那栋属于他的房子里住了好几年。接着，他就锁上了门，用木板把窗户封死，到世界各地旅行与冒险去了。他一直有一股无法克制的赌性—这也许是来自他父亲的基因。在旅游中，他造访过大部分欧洲的著名赌博胜地。人们应当还记得，他可观的输赢经常会登上报纸的头几版。最终，在越赌越输的情况下，他回到美国。
之后，他决定开一家时髦的赌场，并计划以某些美国知名赌场为榜样，希望能尽快弥补他的损失。
吉尔卡特告诉过一位他的主要幕后支持者，“我过去的错误是，总是押错注。”他把那栋房子重新修缮和装横，引进了最奢华的设备，并且“押对注”地开始了他恶名喔彰的事业。传说，这栋房子的装修耗尽了他所继承的遗产。他将这处新的场所称为“吉尔卡特赌城”，由于这个地方在社会名流和富豪中非常知名，所以前四个字“吉尔卡特”就变得多余，许多人只知道有一个“赌城”。
就像许多同类的非法场所如夜总会一样，“赌城”以一种私人俱乐部的方式经营。在会员制下，所有的申请人都须经过审慎的调查和评估。入会费奇高，有幸得以享有赌场特权的会员，均为社会名流与成功人士。
对于“赌城”的主要经理人，吉尔卡特选择了莫尔根·布尔德。布尔德和利厄·里威廉在同一所大学就读，利厄比布尔德高三届；此外，是布尔德促成维尼亚·韦尔和年轻的里威廉相遇的。布尔德在大学时代和以后教数学的时候，因兴趣使然而忙于研究几率。他将自己的发现特别应用在数字赌博的规律上，精心计算出了几乎所有知名赌局的胜率百分比。他对于纸牌赌局中的排列顺序、重复几率的研究成果，至今都被官方用在计算抽签几率的设定上；他还曾和地方检察院合作，共同打击全市各种“吃角子老虎”，因为他发现它们在赢钱几率上几手一面倒地偏向业主。
有人曾问吉尔卡特为何选择年轻的布尔德，而非一个老派有经验的经理人，他的回答是：“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老哥布赛克一样，他把自己所有的法律业务都交给刚刚崭露头角的律师德维尔，其理论是，三十岁以下的人才可以信赖，一旦过了这个年纪，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完全信赖的。”
依据同样的原则，赌场助理经理人和庄家也都是从年轻人中挑选出来的，并进行过严格的专业训练。
虽然吉尔卡特这一观点有些偏颇，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上却给他带来了成功，或者说他因“押对注”而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我和凡斯在10月15日那个要命的星期六晚上抵达“赌城”时，那里只有零星的几个客人。对于常客而言，这个时间还早，他们一般都要在去过剧院之后才会来的。
当我们跨上外院的宽阔石阶、进入门厅时，一个站在入口左方的中国门房向我们点头致意。几乎就在我们抵达的同时，门厅的青铜大门（老埃姆斯从意大利买回来的）迎面打开。在整整二十英尺见方的宽敞接待大厅中，悬挂着大量的织花锦锻和古画作品，装饰是豪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两名穿制服的接待员取走我们的帽子和外套，这两人都极为高大强壮。吉尔卡特的这个点子应当是来自于伦敦萨弗依饭店入口那些像巨人一样的接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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