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裁决，”奥尔沃德法官说，“现在反对意见是得到支持的。”
伯格企图掩饰他的愤怒。他说：“我可以商量一会儿吗，阁下？”走过去与爱德华多-迪林耳语了一阵。
迪林似乎非常坚持一种意见，谈了一阵后伯格点了点头。
“好吧，”他说，“我暂时撤下这个证人，请法庭原谅，我是为了打下更好的基础，让我要他回答的问题与本案有关。”
“很好，”奥尔沃德法官说，“我要再次指出，检察官先生，你提出了一个已有初步证据的案件，这个案件调查越深入，途径开辟得越多，越可能使其复杂性得到发展。”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请法庭原谅。”伯格说。
“我希望你明白，”奥尔沃德法官冷冷地说。“法庭愿声明，卡特-吉尔曼是本案的被告。但是你最后传讯几个证人的目的是要把格拉米斯-巴洛牵连进本案，而她并非被告。法庭感到，如果传讯证人的目的是牵连格拉米斯-巴洛，她应该是被告，她应该有律师，她的律师应该对证人进行提问。”
“我理解法庭的立场，”伯格道，“但我更肯定我的想法。”
“现在传格伦-博蒙特-麦科伊。”
证人室门开了，麦科伊是个50多岁微有些驼背的高个子，有点故意吊儿郎当地走向证人席，举手宣誓，然后坐在证人席上。
“你住在哪里，麦科伊先生？”迪林问，这时伯格坐到桌旁，匆忙地在一叠大页书写纸上做着记录。
“内华达。”
“本月13日你住在哪里？”
“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市。”
“你的职业？”
“赌场发牌员。”
“你认识格拉米斯-巴洛吗？”
“我见过她。”
“你见过她几次？”
“一下子记不起来，有几次吧。”
“你在哪里见过她？”
“我工作的地方。”
“本月13日晚间你见过她吗？”
“见过。”
“在哪儿？”
“等一等，请法庭原谅，”梅森道，“我希望插入一个反对意见，因为这一切都是法律上无效、无关和无意义的。”
“我建议继续问下去。”迪林道。
“这还不够，”梅森道，“你们正企图将格拉米斯-巴洛作为卡特-吉尔曼的同案犯一起审判。我是卡特-吉尔曼的律师，我并不代表格拉米斯-巴洛，我也没有准备问那些提供的证词可能把格拉米斯-巴洛牵连进这次罪行的证人。我认为她有权得到自己的律师。”
“我也这样认为。”奥尔沃德法官说。
“等一等，”伯格站起来嚷道。“在法庭裁决这次反对意见以前，我要说明，起诉方认为，卡特-吉尔曼杀了维拉-马特尔，他把马特尔的钥匙做了泥模，用泥模做了钥匙，他把钥匙给了格拉米斯-巴洛，在13号晚上格拉米斯怀着某种目的去了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市，用被告给她的钥匙迸了维拉-马特尔在拉斯维加斯的办公室去找寻某些罪证文件。
“谁的罪证？”奥尔沃德法官问。
“格拉米斯-巴洛和卡特-吉尔曼两个人的罪证。”伯格道。
“请法庭原谅，”梅森道，“我认为这是地方检察官最异想天开的推测了。如果格拉米斯-巴洛为了获得一份证明她有罪的文件而进了那间办公室，那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案件。”
“不只是用卡特-吉尔曼给她的钥匙打开了这间办公室，”伯格道。“而且为了证明他们有共同目的和合作，我们还可以证明在维拉-马特尔在拉斯维加斯的办公室里发现被告卡特-吉尔曼的指纹到处都是，并且这间办公室和洛杉矶的办公室都被人翻得乱七八糟，那个人把文件从文件柜里拿出来扔得满地都是，显然是疯狂地搜寻某个文件。”
奥尔沃德法官显然被伯格的话打动了。
“检察官是否可以证明指纹是何时留下的？”梅森问道。“你能证明这些指纹不是在维拉-马特尔死前留下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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