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我在您回公寓时和您一同乘车。尽管我也说不准利用这段时间能谈点什么。”
然后，她不等古义人回答就贴近古义人身边，一边走一边威胁似的，又仿佛过分亲密似的说起来。
“您怎么没有使用Madchenfuralles之类的词语呀？我给您打了好几次电话，还请办公室把电话给转到公寓去，可是一直没人接。”
在东京的生活中，古义人从未遇到过如此强行和自己同行，并且说个不停的人。从位于住宅区的柏林大学的教室到汽车站大约需要十分钟左右，沿着干涸的池塘形成的公园走下斜坡，再走上斜坡的这段路，古义人其实很少自己一个人走。且不说答疑的学生，那些听讲的日本侨民和给台北发稿的青年记者之类的人都会和他一起走，而自己只要克服了本能的拒绝反应，也觉得这样边走边谈挺有意义。
和古义人并肩走的女人，竖起大衣领子，迈着大步，和座谈会那天晚上的那个上了年纪的忧郁疲惫的日本女人判若两人，给人以在柏林街头随处可见的，充满活力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当地女性的印象。她所谈的内容本身就具有与其装束和步伐相吻合的攻击性。
“有人常说，是一个我认识了很长时间的德国人说的，他说日本人爱说过于个人性的事，就连作家和电影导演的讲演也不例外。我曾经怀疑是否确有其事，听了先生的讲座我才相信了。连您这样的作家都常常谈及个人的事。”
“正如你所听到的那样，我的英语发音不准确，不容易听懂，所以我一直把在美国大学讲课的讲稿复印给学生。上课时，一边念讲稿一边注解式地讲课。由于讲稿是特别生硬的文体，所以为了使讲座显得柔和亲切便讲了一些个人的事。”
“您今天的讲义是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讲演稿吧？它本身就基于个人的回忆吧。从有残障的阿光的音乐入手，来寻求普遍性的创作宗旨的确令人感动，不过有的德国人觉得讲演过于个人化了。”
“你说得对。”
柏林冬季特有的寒风刮了过来。古义人尽管位于钵状斜坡底部的旋风中心，但是讲了两个小时不流畅的外国语后的燥热头脑和冰冷的身体之间的落差，使他感觉自己悬在半空中。对方似乎也有所察觉，便随意换了个话题。
“那边的高处积了好多雪，没有人走……您看见下面有个女人在遛狗吧？看见和女人一起的男人坐着的那个圆石头了吧？那块石头据说是被挪威附近的冰河挤出来，滚到这儿来的。”
“那个圆石头是从挪威滚过来的？”
“我也没说只滚过来一块石头呀。”女人反驳道。
走上电车轨道上面的过街桥，古义人瞄见远远驶来一辆高大的公共汽车，可是又不好立即抛下这女人去追车。在下班后的下午四点前后，这条线路的车是一个小时三趟左右。古义人做好了精神准备来应付等下趟车这段时间中的谈话。
女人转入了正题。
“我是为了再次向您致意才来的。这回请您不要再丢失了（女人将名片递到古义人的胸前说道，仿佛看透了对方不情愿接受似的，直到古义人接住名片，还拿了一会儿才松手）。想必您从吾良先生口中已经听说了我原来的姓了。我现在的姓是和我现在的丈夫的姓合成的。他来自联邦德国，从事东柏林地区的再开发工作，也就是不动产方面的实业家吧。不过，他对于文化事业有着充分的理解，从不干涉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正在进行中的事，想必您也听吾良先生谈过吧？就是将吾良先生的剧本请朱连道尔导演以后的新一代导演中最优秀的导演拍摄的计划。谁想到，吾良先生竟发生了那样令人痛心的事。正如我跟您说过的那样，那是Madchenfuralles的复仇。吾良先生为这些麻烦事而苦恼。但是吾良先生是非常重视这个工作的，他说过，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到他和我一起做这个工作，这说明，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他希望我代他完成这项工作。我们之间的通信和传真都可以证明他有这个想法。
“与此相关的是请先生见一个人。这位先生就是比刚才提到的朱连道尔还早一代的著名导演，相当于新电影导演们的师傅辈。现在已不再从事电影工作了，主要致力于哲学著述。同时，为一些健康的电视台制作长时间的节目。他说无论如何要在这个节目中采访先生一个小时左右。
“下个星期日的上午，先生应该有空，刚才我已经听日本学科的副教授说了。那位先生还同意担任翻译。您看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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