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了位于松山的，现在CIE所在的堀之内对面的地方银行大楼前，箱车被从卡车上搬下来，父亲像一尊小铜像般站在箱车里。推着这辆箱车，军官们冲进了大门。古义人站在空空的卡车上瞧着这一幕。很快大楼里响起了枪声，从银行旁边的小马路上冲来了警察。古义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不顾被驶来的电车撞死的危险，横穿大马路，但他也没能跑多远，因为他顺着夏草萋萋的壕沟斜坡，哧溜溜滚下去了……
后来，就像母亲的口头禅那样，一切都结束了。装着父亲尸体的箱车，再次被推到了银行前，从沟里爬上来的落汤鸡似的古义人，眨巴着眼睛瞧着……据说直到母亲坐着通知父亲死讯的警车来到松山时，自己仍旧呆在原地，这是真的吗？从村子坐车到松山来，少说也要两个钟头的。
总之第二天，古义人由母亲陪伴着回到了峡谷。既然这个记忆是确实的，母亲就算去得再晚，也是去过现场的。如果那时除了被杀死的父亲外，还有一个被枪击中肩部的大黄的话，为什么母亲从没有和古义人谈起过呢？
大学毕业后，古义人看到了大黄在讲座上使用的那本书。那是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书，讲述了日本国家主义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变迁——尤其是地方右翼小团体，战后五六年中在占领军压力下的变动——的文章。那本书里也引用了那句汉诗。大黄看的那本书正是那时刚刚出版的。
作者谈到战争期间右翼组织中由于战败而对价值体系的崩溃产生绝望而自杀的人，并举出了领导人的名字。古义人记得其中两个人的名字。十岁那年春天，父亲让他整理突然增多的来信，他用心辨认一个个封面上毛笔写的住所和姓名，然后记录在“账本”上，其中就有这两个名字——这些名字都很与众不同。
作者还指出，第二种组织是在法西斯的招牌上冠以“民主主义的”东西，组织的还是原班人马。此外还有第三种组织，即分散在地方的，直接进行非政治性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组织。
如果说大黄在古义人的父亲惨死松山街头之后，用了七年时间在森林中建立了修炼道场，自给自足地生活到现在的话，他领导下的集团就属于这第三种组织吧。大黄具有利用这一运动的企图，所以来找在CIE图书馆进行高考复习的古义人。而且，在发生了不仅是古义人，吾良也卷进来的事件之后——那是作为大黄他们下一个行动的准备——大黄又为什么中止了行动，和同伴一起继续守护修炼道场呢？
遭到小铁球袭击时，古义人内心很想回避的难道是下面这个事态吗？即不得不在警察局或在法庭上面对使用森林方言进行共同事业的大黄及其同伙……
第一次被袭击时，听出三个人使用的语言是从现在村里年轻人那里听不到的语言时，古义人不能不凭直觉感到他们是保持着古老乡音的一直以封闭的集团形式行动的人。与这种感觉重合，下意识地想像到了大黄也是顺理成章的。
第二次铁球袭击是在古义人刚刚发表了《圣上让我拭泪》这部小说后不久的事。小说描写了刚刚战败时的父亲的“起义”，这也是吾良曾打算拍成电影的小说。
创作小说时，古义人不时回想起从十七岁和大黄再次见面到修炼道场发生事件这十天内的，特别是吾良也参加了的第二天晚上讲座时的大黄。然而古义人在小说中完全没有涉及大黄所作的关于起义的说明和评价。
实际上，当时听着大黄讲述他自己的往事，十七岁的古义人就产生了怀疑。包括这些疑问在内，原本可以把大黄写进小说，古义人之所以没有写的心理背景，是惧怕居住在大黄他们修炼道场附近的母亲周围发生风波——如果有人要问这有什么根据的话，也说不太清楚。
恐怖与痛风4
说不定大黄到CIE图书馆来找古义人的时候，心里还只是有一个未成型的计划吧。
大黄从地方报纸上得知师傅的遗孤转学到了松山高中，经常利用占领军的图书馆，并受到图书馆方面的特别评价，他想那么也许可以通过古义人和与美军有关系的人进行联系。恐怕仅仅是这么个模糊不清的计划。
大黄把古义人从图书馆里叫出来，在壕沟边盛开的樱花树下谈话，在刚才介绍过的那番开场白之后，沉默了一会儿，便煞有介事地拿出了一张剪报。见古义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他有些气恼，猛然瞪大被太阳晒成黑眼圈的眼睛，声音高亢地对同伙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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