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会有人深切的感觉到此处与伊丹十三的面影多有重合，正好您将其写在了小说之中。这种解读方式不合适吗？
伊丹十三去世后，他在媒体界的那些朋友和我分别留下了不同记忆，我以为那倒也未尝不可。可是，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较之于作者，倒是读者那一方的目光更为准确，因此，在我重新阅读当年“没能写得更为充实的作品”那些已经成为铅字的东西时，就感受到了这一切，便从全集版中去掉了那些东西。虽然《日常生活的冒险》等作品至今仍被一些读者所喜爱，可在技法和人物的处理等方面，确实没能满足小说的基本要求。
我很早就开始写小说，年轻时写下许多作品，可我是小山村里在家人庇护下成熟较晚的人。由儿童演员成长而成的演员，经常会被认为虽然早熟，却也有总是不够成熟的缺点。我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的确是一个成熟较晚的作家。只是作为成熟较晚的作家，我倒是形成了一个工作习惯，那就是一直以小说技巧的完成度作为自己的目标。就这一点而言，即便我本人也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也是我热忱于latework，也就是“后期的工作”的理由。
三岛由纪夫①等人相信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完成度很高的作家，具有向社会表明“我就是这样的人”的力量，把从一开始就具有很高完成度的风格显示于社会。我觉得那样的人是早熟的作家。在我的理解中，文学就是“如果朝那个方向掘进的话会很有意思”这么一种感觉，而且认为这是必要条件，因此，在了解到自己有必要如此前进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活动，这是事实。但是，我却没有自信，不知道读者或社会是否会充分接受自己如此摸索而行的成果，没有那种认为自己已经充分具备了条件的自觉。在不了解对手是否会接下我投出的球的情况下，我出发了。三岛由纪夫当时已是让人仰视的大家，他比我只大十岁，可在感觉上仿佛要年长二十五甚至三十岁。而且，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文学行为和社会行为将被外界如何接受这个问题上，三岛由纪夫是很有把握的。即便是使社会无法接受的暴投②他也会坚信，那不是自己的责任，而是日本的读者没有那个能力。
——尽管您本人没有那种自觉，可在战后十五年之后，您终于在作品中出色描绘了日本青年的精神内面，因“《我们的时代》的作家问世了”而广受欢迎。在那一时期的作品中，各种各样的日本年轻人相继登台，他们或被置于屈辱的境地，或在人性上被疏远，或处于软禁状态，抑或他们虽强烈期望前往海外旅行却无法实现这个愿望。您的这种姿态，被解读为“融入了对日本战后政策追随美国而作的批判”。您写了很多奇特人物以及情节设定都比较显眼的作品，可当时您是如何想到要写那些小说的？
我呀，在动手写作小说之前，并没有“要写出这样一部小说”或是“要塑造出那样一个人物”之类的目的意识。首先是在读了法国的小说之后，因作品中措辞的生动而留下深刻印象，从而想要创作自己的小说。比如说，曾借助渡边一夫先生的翻译，从皮埃尔·加斯卡尔的短篇小说里领略到了“非常宏大的共生感”，然后对照原著予以确认。战争开始之日，青年在黑暗中看守马匹的同时，感到一种宏大的、非常广大的共生感。从这段确切的文字里，我再度领略了青年的共生感。从那时起，相同方向的形象便对我展开了。孩童时代对于战争的那种同样宏大的感觉，以及与其大相径庭的不同看法……从那以后，也不知什么时候就写起了自己的小说。如此这般地创作小说，便是我的写作方法了。即便现在，围绕某部作品，也还有能够回忆出来的部分和并非如此的部分。遇上一段有趣的法语或英语，便将其试译为日语，在这个过程中涌出热切的愿望——把这段语言所具有的诸如感觉世界或思想萌芽般的感觉，尝试着放在自己的小说里并予以展开。我就从这里开始编织故事。假如将其写成如同寓言般与现实没有关联的故事，估计会得到很多写作方向，可我更想与曾养育了自己的日本农村现实的东西连接起来，我就是这样考虑的。
那时我喜欢安部公房①，阅读了安部以及弗兰茨·卡夫卡②的作品，觉得有人写作如同寓言一般的小说，这真有趣。不过，我还是告诫自己，不要去写寓言小说，而要尽量与现实生活挂起钩来。就这样，我决定写出与同在日本并同时代的安部公房所不同的、自己的独创性来。而且呀，写作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那种独特小说的人，还有被称之为“第三新人”的作家群体，他们都是非常了解人生或社会的作家。而我，则是从农村初次来到大都市的年轻人，对周围一切全不了解。因此，我觉得自己虽然想以实在的现实为写作对象，可也只能从观念性的一些语言着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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