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祖母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经常作出死去的模样，或是吓唬我们，或是逗我们发笑。后来当她真的死去时，倒也没有感受到过于强烈的冲击。
然而，父亲……在立冬前一天，孩子们转着圈用稻草扎成的棒子敲击地面，为了给他们派发赏钱，父亲一直在客厅里喝着酒，直至夜深。作为家里的孩子，我就坐在父亲的身旁。父亲平日里并不与我多说话，可那天晚上却对我讲了许多。听说，父亲当天夜晚还对母亲说起过，说是我的话语非常有趣。就在那天深夜，父亲亡故了。估计是心脏麻痹。翌日一大早，母亲就起了床，对我们说：“爸爸去世了，因此你们不能面向西方吐口水，男孩子不能站立着小便。”不久，帮助料理丧事的四邻来到家里，母亲便将父亲穿用过的西装等物品送给了那些邻居。那些换上父亲遗物以为纪念的人，便着手葬礼的准备工作。当时我在想，啊，“世界”就是这样在改变呀！
说到我自身，是一个并不被村里的小伙伴们敬重的孩子。不过，由于父亲的去世，那一天便被赋予一种特别身份。当时村子里正流行踩高跷，岁数大一些的孩子做了一副高跷，就请我优先踩用那高跷。那可是一副非常高的高跷，踩在那上面都能看到家里二楼窗子里了。我还记得，踩着那高跷行走起来，村子的景观在眼里就完全变了模样。
那一年暴风雨频发，尤其在秋天的台风季节里，好像每个星期都在下大雨，刮大风。我家屋后的小田川也动不动就泛滥成灾。那一阵子，只要一下雨就停电，我们几个孩子便在黑暗中围坐在母亲周围。家里点上忽明忽暗的蜡烛，屋外刮着大风，整座森林都被大风吹得呜呜作响，河水也发出巨大声响涌流而下。那是一九四四年，由这个国家发动的战争正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就连孩子们也听说了这一切。当时，母亲经常独自待在记账的房间里，叹息着“该如何是好呀？”，我在心里则一遍遍地回答说：“已经走投无路了！”父亲去世了，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将会如何，不知道国家又将走向何方。我们陷于这种不安的、恐惧的、即便抗拒也随之被拒之一旁的暴力性现实之中。我知道了这一切，是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这两年间。
——你们兄弟姐妹当时处于什么状态？令堂又是怎么鼓励健三郎这个少年的？
我们兄弟姐妹一共七人，最上面是姐姐。我叔叔当时在满洲的新京①那座中国东北部的大都市经营古董，刚才说到的大姐就去了那里当帮手。大哥那时是海军预科练习生，虽然只有十六七岁，却为加入海军航空队而接受了专业训练。我的二哥在松山的商业学校读书。再就是比我稍微大一些的二姐，然后是妹妹和弟弟，另外还有我。因此，能够指望得上的男丁，家里也就只有我了。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对于母亲来说，竟没有一个可以靠得住的人，又存在粮食不足的问题，于是母亲在我家与河流之间的河滩上开拓出旱田来，在那里种上蔬菜，面色阴暗地劳作不休。
——那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啊……很多作家都是一九三五年出生的，各自写了十岁前后有关战败的记忆，这是因为有着强烈的时代刺激的缘故吗？
从学龄说来，同属于一个年级的人之中，有剧作家井上厦①。他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在他父亲去世后，便由他母亲一手拉扯着长大成人。他生活在都市里，而我生活在山村中，我们都经历过生活的种种变故，度过的少年时期多有相似，因而我对他抱有一种亲近感。尽管自己显然是一位知识分子，却没在大学里担任教职，也不在公司或政府里工作，经历了波折四起的青年期之后，最终成为了剧作家的，是井上厦先生。比我小上两岁，孩童时代好像在横滨遭遇了大空袭的，则是古井由吉②先生。此人是德国文学专家，却辞去了大学教师的工作，走上了作家的道路。
我们在巨大的变故——经历过战争，那战争后来因战败而结束，进驻军以及占领军来了，新的国家体制开始建立——之中度过了十岁至十四岁那几年光阴，因此，我们知道社会是变动之社会，我们的心境难以稳定。至于稳定的未来以及社会的繁荣，则是连想也不曾想过。战争以及战败前后那些巨大变故，造就了我们这些小说家和剧作家。早在孩童时代，就已经知道“物事变故”，而这一切对于想象力的生成和发展是非常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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