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那位虽是巴勒斯坦人，却生长在埃及，后来在美国接受了大学教育，终生在纽约担任大学教授的爱德华·萨义德①，他也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后于二〇〇三年故去了。作为巴勒斯坦人，他作了具有社会影响的发言并付诸行动，度过了确实屡经波折的人生。他是一个境况优裕的家庭的儿子，接受了精英教育，确实是一位与我年岁相同并具有同辈感觉的友人。
——在日本，这也算是度过向战后学制过渡的初中、高中时代的那一代人了。
是这样的。我六岁时进入的那所学校，叫做大濑国民学校，是仿效德国学制的产物，在战争结束后又持续了两年。我和井上厦先生同属于一个孩子群体，进入国民学校学习，其后又从国民学校毕业的那个唯一的孩子群体。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一九四六年颁布新宪法并于翌年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实施。与此同时，教育基本法得以制定并成立了新制中学。如果我们村子里不成立那种新制中学，我就无法继续升学了。当时，从我们村子步行可及的周边地域内没有旧制中学，如果要去上学，就只能在松山租住民房以便就近往来于学校了。而能够做到这一切的，哎呀，就只能是非常优秀的孩子了。由于父亲故去，我对继续升学之事便断了念想。然而，村里却建立了新制中学，于是所有孩子就都可以继续升学了，我也欢天喜地的去了那所学校。据说教育基本法是孩子们今后的教育之根本，我便请老师让我看了看，还将其抄写在纸上，觉得这是为孩子们制定的一部很好的法律，尽管这部法律面对的是国家，而非我们孩子（笑）。
老师们也非常热心地学习崭新的民主主义体制，经常对我们说什么“你们，要自主性地去干！”、“要民主性地去干！”等。那时，我被推选为儿童农会的负责人，也办了个小小的实业，是职业课老师和我一起做的。我们俩从大人的农协那里借来当时的十万日元，搭建了设有哺育鸡雏大温箱的小屋，养了两百只小鸡并卖给了农家。
其后，我加入新组建的棒球部并担任游击手。那时又能读书，又能自由自在且充实地生活。初中毕业后，便自然而然地升到了邻镇的新制高中。
——您是一九五〇年四月升入高中的，当时还处于占领之下，可以想象，战后的混乱以及粗野的氛围，在农村的各个角落也卷起了形形色色的漩涡了吧。翌年，您从当地的县立内子高中转学到松山东高中的高二年级，这其中有什么缘故吗？
根据爱媛县辖内的学区制划分，此前去了松山、宇和岛、大洲那些近郊的学生，要回到原籍所在地转入本地的高中。在高年级学生里，也有一些人曾当过军队的预科练习生，这种人纠集在一起，扩展了借助暴力控制同学的网络，一旦被高年级或棒球部里那些不良少年的小团伙给盯上，就会吃上很大苦头。我的身上原本就有一种无所顾忌的个性，加之在新制中学所感受到的自由氛围，便不加思索地在作文里写了棒球部那些倚仗暴力的事例。于是，我也被画入了被盯梢的那类同学，虽说也曾进行一些抵抗，却还是觉得没必要再在这所学校里待下去了。我就向母亲说了自己的想法，母亲便表示“那也可以吧！”现在细想起来，估计母亲曾去学校和校长先生商量过此事。高一第三学期时，班主任就对我说：“已经定下来了，你就转校去松山吧。”我觉得，老师大概是想从遭受校内小团伙迫害的学生中拯救出一个人来，况且，校内这个小团伙与镇上的不良少年好像也有所勾结。这位老师还帮我寻找可以租住的民房，母亲也四处筹措费用，我就这样转学到松山去了。
——在您转去的松山东高中里，邂逅了终生的朋友伊丹十三①——他妹妹由佳里后来与您结了婚，因此他也就成了您的妻兄，那位有着明显的都市风格的美少年伊丹十三。
是的。那是我人生中最为幸福的邂逅。伊丹十三的户籍名叫池内义弘，他在家里则被称之为岳彦。尤其是他母亲，出身于名门望族，因此，这大概是他母亲为他起的所谓别号吧。
在那之前，我使用的理科教科书大多是从曾在旧制高中学习过的人那里得到的，我是个很爱读书的孩子。那些旧书里有一些文学类读物，我被那些读物所吸引。早在小学时，我曾从母亲那里得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就想看看那原著，转学到松山之后，便马上去了松山的美国文化中心，在那里发现了漂亮的大开本原著，就决定在文化中心的大桌旁阅读这本书，还告诉学校里的小伙伴，说是“在那里可以学习”，然后几乎每天都去那里。小伙伴们都计划报考大学，唯有我在专心致志地阅读马克·吐温的作品。由于此前甚至已经背下了译文，因此多少也就读懂了原著上的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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