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他感到安定了，好像他的一部分已经沉入了那里的土地中，永远在那儿扎下了根似的。他的灵魂似乎已沉入那个活地下的康沃尔了，可他现在必须从中抽身而出。他异常麻木，几乎难以移动。村里的人们都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他只能回到村舍里再烧手稿，收拾行装。
但他还是像受到什么神谕似的，决定早晚要回来。他会竭尽全力同当局作斗争，争取在一两个月内回来，赶在园子里落雪之前回来。
“我要在一两个月内回来，或者三个月内。”他对谁都这么说，可他们只是干瞪着眼看着他，只有约翰-托玛斯说了话：
“你说过再也不赶车进城了，还记得这话吗？”索默斯从他那黑亮的眼睛里看得出自己说过这话，但他仍然坚持说：
“我的意思是短时期内。”
星期-一早他就到村里跟人们道别。那一刻他很痛苦，因为他实在依恋这些人，他们也舍不得他。他不忍离去。只有一个人没到场，就是詹姆斯大爷。索默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詹姆斯大爷下地干活去，以此来躲避同他道别。
约翰-托玛斯驾着双轮马车送他们，亚瑟则驾车为他们拉着大件行李。农庄上这一家人算是为他们尽心尽力了。索默斯永远也忘不了，星期天他和哈丽叶辛辛苦苦打包收拾时，约翰-托玛斯把自家餐桌上的星期天大餐端来给他们吃。
在那个十分可爱的清晨，他们上路了，行进在海边的山坡上，车里坐着哈丽叶、索默斯和约翰-托玛斯三人。他们莫名其妙地感到快活，似乎是上路去探险。
“我不知道，”约翰-托玛斯说，“可我就是觉得一切都会变好。”说着，他开怀大笑起来。
“我也这么想，”哈丽叶叫道，“似乎我们会更加自由。”
“这样子倒像是去做一次长期探险。”索默斯说。
他们驾车穿过小镇，在市面上显得很招摇。奇怪的是，人们对他们很不在意，人与人之间如此淡漠。
在火车站上，索默斯与约翰-托玛斯告别，他们是莫逆之交。
“真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儿。”那年轻农夫说。
“很快的，咱们想办法快点，”索默斯说，“咱们来想办法快点见面。你也可以来伦敦看我们。”
“嗯，我能去就去，没有比这更让我快活的事了。”他说。可就在他说这话的当儿，索默斯不禁想起了那天晚上的事，他和安妮等了他那么久。他知道他不会很快再见到约翰-托玛斯。
在去往伦敦的长途旅行中，索默斯面对哈丽叶默默地坐着。火车上挤满了人，多是些从普利茅斯来的军人和水手。一个海军军人同哈丽叶聊天，口气像其他人一样苦涩。一个人一旦开始严肃的谈话，那口气必然会苦涩起来。也有不少人甚至开始嘲弄自己的感情。人们开始唱《再见吧》这首歌来代替《风铃草》，这标志着情绪上的变化。
但索默斯坐在那儿，感到自己已经被杀死了。他是那么沉静，脸色那么苍白，完全如同死人一般。他一直相信一切都死了——社会、爱情、朋友。这是他信仰上的致命伤。就这样，他脸色沉静如水地坐着，如同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毫无怨言，自顾默默地超然沉思。这张脸着实教哈丽叶感到丧气，让她感到迷惑幻灭，似乎她的心也非得跟着破碎不可。可她此时的确心情不错。她一直怕的是被关进某个可怕的集中营，与索默斯分开。对人类的德行，她比索默斯还缺少信心。离开康沃尔着实让她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在那儿她总感到有压力，痛苦难当。可这种压力却正是索默斯十分喜欢的。所以，他那张木然沉静如同上了十字架的脸不仅令哈丽叶感到沮丧难耐，还令她怒不可遏。他干吗要做出这样的表情来？为什么他不做出抗争的表情？
他们到了伦敦，拦了一辆又一辆出租车，终于有一个司机答应送他们去汉普斯特德。他曾经给一位挚友写信，请她回信，看她能否接待他们一两天，她回电说行。于是他们就去了她家。这是个娇小的女人，教索默斯想起自己的母亲来，尽管她比母亲当年要年轻。她和丈夫在费进主义刚刚兴起时那忙碌的日子里与威廉姆-莫里斯是朋友。此时她丈夫正在生病，她同丈夫、护士和成年的女儿一起住在汉普斯特德的一座不大的老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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