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推翻殷而成为天下之主后，周当然并且也必须要对功臣们论功行赏。创建联合军队并指挥战争的太公望战功第一，被封于山东省的营丘，称为齐国。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旦是本族内功劳最大的，被封于山东省的曲阜，称为鲁国。召公奭被封于燕（河北省）。
周代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这一制度甚至到日本明治政府时仍在采用。为同族和功臣授予爵位、给予土地，对农业立国的周来讲，是极为自然的。获得领地并受封的武王兄弟据说有十五人。连古代的圣人——神农、黄帝、尧、舜的子孙也被寻找到并封于各地，据说舜的子孙被封于陈（河南省），夏的子孙被封于杞（河南省）。
不仅如此，已亡国的殷代纣王之子禄父（武庚）也被封为诸侯，获得了殷旧地的一部分。如果殷彻底灭亡，周担心殷的祖神得不到祭祀而作祟，但是周也必须警惕殷的残余力量，武王派他的弟弟叔鲜和叔度担当监视的角色。《史记》中没有这两人的名字，但有另一个叫霍叔的人物，统称“三监”。
给同族、功臣分封土地，使之成为周的屏藩，这被称为“封建”。甲骨文中“封”同“邦”。“封建”指的正是建邦，并且服从王朝的这些邦的君主都是世袭的。
如果单纯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的转变，或者是神圣帝王独裁制到地方分权制的转变，确实便于理解，但如果放到历史走向中，这种说法就显得过于简单。殷灭亡后，武王在第二年死去，创建周代制度的是他弟弟周公旦，孔子视他为圣人而予以尊崇。儒家后来成了中国思想的主流，所以周代制度就被奉为中国文化的精华。
人们开始意识到，至今号称是周代创立的封建制度事实上在殷代就已有萌芽。甲骨文中有“作邑”的情况，“邑”是“村”的意思，但也可以理解为“集落”或“国”，而且字形和“邦”相似。势力范围扩大以后，就需要委托可以信赖的下属前去管理那些遥远的地方。
农耕为本的周，很早就有了分土地的观念，只要与此体制相关的，都比殷要先进。当殷刚开始考虑分土地的时候，周已经将此作为制度固定了下来。
传说在西伯昌的时代，虞和芮的首领之间有一起纠纷，为了寻求裁断而去了周，看到的却是人们互相谦让的情形，于是两个首领都惭愧地返回，互相做了让步。芮城县和虞乡（同在山西省）仍是现在的地名，在黄河和渭水的汇合点以东。如果有了诉讼，理应去天下之主殷的所在地才对，但他们却去了周。关于诉讼，《史记》仅用了一个词
——有狱。
这是一起因为相邻而引起土地纷争的问题。如果是关于土地的问题，可以认为周比殷更老练并富有经验。
在狩猎、畜牧、农业（还可以加上掠夺）等支撑人口的生产模式中，农业的影响力逐渐越来越大。中国必须切换到以农业为本体制的时期到来了，这也是摆在殷面前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卜辞中有这样的记录。体制的改变是艰难的，而周原本就有这样的体制，所以这就成了优势。
殷周革命表现为不同体制的斗争。也有论点认为，像王国维那样把殷当作异类，完全从中国文化中剥离的做法过于极端。
周的兴起，跟与拥有先进文化的殷的接触是分不开的，最重要的是继承了它的文字，所以才没有让人有很强烈的历史断绝感。成为天下之主的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殷的神圣王朝制度。天子接受天命、代表上天统治人民的观念是殷的产物，周把它继承了下来。可以说这是一种利用，而长期统治中的这种做法有它相应的意义，该用的时候还是必须要采用。在断绝的中间，我们还是能够注意到有接续的细丝。
2
周武王东征的时候，用卜筮占卜出的结果是“大凶”。不过，据说太公望把已经做成筮竹的植物和龟甲一脚踩到地上，说
——枯骨死草，焉知吉凶。
周根本不把占卜当作是个问题。这是一种现实性的、合理的思考方式，殷人做梦都不可能想到天下还会有这样的行为。
在思维方式上，周人就优于祭政合一的殷人。然而在劳动生产方面，殷又远远优于周，这是因为有大量的奴隶可供驱使，根本不用考虑成本问题，所以肯定能制造出优秀产品。单单就说青铜器一项，如同前述，周始终都无法超越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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