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过于重视人的力量，这种力量也会对人本身带来恐惧感。最为可怕的是，这种巨大的权力集于皇帝一身而使他为所欲为，倘若帝王恰好是圣人时尚可，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在霸王辈出的时代出现制约帝王的思想，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是孟子，他说：“人为贵，社稷次之，君主为后。”这是制止皇帝的人本主义，也与容忍革命的思想相连接。
武帝以后，由于儒教的影响，人本至上的色彩更加浓厚。与此同时，形成了极端人本主义，健全和强化了皇帝的权力体制。武帝采用儒教形成了皇帝*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也埋下革命思想的炸弹。
武帝登基后六年，笃信“黄老”的窦太后去世。毫无疑问，大汉帝国的儒教化进程可以公开推进了。
将全部权力集身于一人，是维持这种体制的皇帝的人本主义。另外，为了恢复被压制的人性，企图粉碎体制的则是人民的人本主义。——这两种人本主义将神灵束之高阁，延续两千年点缀着中国的历史。
在圣王的条件下，儒教允许皇帝*；在恢复人民的人本条件下，儒教也容忍革命。
话题再回到自杀。
因人类得不到神灵的保护，一切均需由自己处理，这种思想承认自杀。有人认为剖腹是日本的独创，其实并不是这样。
自杀第一号大概是周代的伯夷、叔齐。他们不吃杂谷，在首阳山采集蕨菜，因饿而死。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是伯夷、叔齐所作的歌，他们感叹在失去古代圣王以后，自己现已没有归宿之地。据此来看他们依赖的不是神灵，而是人间的圣王。圣王不一定在任何时代都能生存，这是神与人的不同之处。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写道：“天道是耶？非耶?”这是对未必能挽救善良人的天道的谴责。人类谴责的所谓天道，本来就不应是神的旨意。这是指极为冷酷的现实。
服毒自杀第一号，恐怕是《韩非子》的作者韩非。他遭受竞争对手李斯的谗言，被送来毒药劝其自杀。
伍子胥被怀疑对吴王有异心，用赐予的属镂剑自刎。
赵国大夫中也用赐予的剑自杀。
以上这些都是被迫自杀的，像以死相谏那样自愿选择自杀之例也不胜枚举。
在《史记·循吏列传》中可看到，楚国的石奢因放走“犯有杀人罪的父亲”，自己代罪自杀的内容。在同一《循吏列传》中，登场人物晋国的李离也因引咎误判的责任，伏剑身亡。对这两个人大王都劝说没有死的必要，而他们却选择了死。
中国历史充满这种自杀的记录。
1840年7月英国舰队攻陷定海，揭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与此同时也是中国的文武官员、民间人士大量“连续自杀”序幕的开始。由于定海失陷，首先知县姚怀祥投河自杀。
“在英国人心目中，这是赞美、尊敬、欺辱交织在一起的感情，也是那个漫长系列序曲的开端。……”
关于知县自杀，西欧史学家这么记述。
由于观点不同，他们认为：关天培、陈化成等战死诸将也是一种自杀。提督关天培手下数千名士兵溃逃，在他周围战死者不满20人。他要是想逃的话，是能够逃脱的。两江总督裕谦、金门总兵江继艺、乍浦副都统长喜等人投河，定海知县舒恭寿(前面跳河的姚怀祥继任者)服毒，镇江副都统海龄在放火烧毁自家后自杀。民间人士投河自杀、缢死者的名单更长。
英国方面也有人认为：中国人的自杀有法律苛酷的原因，即使活下来，也会受到军法处罚，不如自杀为好。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鸦片战争中逃跑的将军大有人在，被处死刑的却只有浙江提督余步云一个人。就连将香港拱手献给英国的琦善也只受到谴责程度的处罚，后来被再次录用，可以说处罚绝不严厉。
自杀成为形式化的传统，也是挽救相同形式“面子”的最后方法。据《史记·酷吏列传》记载，汉武帝的使者赵禹在劝说御史大夫张汤自杀时说道：“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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