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为计”涉及到生命，这对基督教徒来说似乎难以理解。
日本的剖腹被赞美为干脆利索，而中国式自杀则不同，中国式自杀似乎更带有某种执著。
例如，吴国重臣伍子胥用赐予的剑自杀时说道：“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器，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
他说得如此恶毒。
下面的例子可不是自杀。在《孙吴兵法》中与孙子并驾齐驱的吴起，因作威作福，在其后台楚悼王死后，被王族和大臣围攻，吴起跑着扑倒在悼王的尸体上。受命追杀吴起的追兵一起向他射乱箭，吴起被乱箭射死，当然同时会有几支箭射中悼王的尸体。太子一登基，向吴起射箭的一伙就被新王满门抄斩，理由是他们向先王的尸体射箭。
吴起不愧为兵法家，他在临死的紧要关头也想利用兵法向杀害自己的家伙们报仇。
武帝时代的御史大夫张汤也在自杀时说道：“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
这么道出了陷害自己的人名，其内容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可见。三长史与他人共谋陷害张汤一事果然败露，三长史被处刑。
武帝在被立为皇太子之前，栗姬所生的荣是皇太子，这在前面已叙述过。被废的皇太子荣降为临江王。在景帝时代，他因拆除祖庙的墙修建王宫之罪而受审。临江王想向父亲写悔过书，但衙役不给他刀笔。窦婴可怜临江王，悄悄递给他书写用具。临江王写完悔过书后自杀。
临死之前想得到刀笔不是为了辩解，写完后立刻自杀，故成为遗书。他最后只想将自己的想法留下来。
自杀的人们也想在生死紧要关头了却人事。
换个角度来说，这种方法的确不干脆。在临终时，信神者会将自己的一切委托给神。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人类最后只能相信自己。
“如果连天道都不信，人还能相信什么？司马迁相信什么好呢？他相信自己，自己的历史，即《史记》。”
上面是武田淳氏的名著《司马迁》中的片段。
综上所述，在中国能够相信的“人”是什么呢？这种“人”也只是一种形式，即只能看成空洞的外形。也就是说，是人完成的事业。司马迁的事业是《史记》，司马光的事业是《资治通鉴》，而采桑罗敷的事业则是与官吏之间所展开的那种舌战。
不管多么杰出的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事业，他们终将被埋没，不被人们承认。即便是遗书也行，一定要留下什么。——这也许与中国人喜好记录有关。为了防止记录为零，只能写下东西来，这也是人们保护尊严的手段。
说明夫差的时代，有简明易懂的标志。
孔子和夫差属于同一时代的人物，这样说起来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气氛多少容易理解。夫差卒于吴国灭亡那年(前473)，孔子殁于六年之前的公元前479年。
而且，孔子一族与吴王夫差有着深层的联系。
孔子的得意门生为颜回，在经济上支援孔子的却是在鲁国做官的子贡。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黄河中流)大国是齐国和晋国，鲁国只是弱小之国。子贡听从孔子的建议，在外交上为弱小鲁国鞠躬尽瘁。
为了扩张势力企图吞并邻邦鲁国，大国齐国正做出兵的准备。鲁国是孔子的故乡。
“鲁为祖坟之地，乃父母之国。国危将至，汝辈孰能拱手相让？”
孔子对弟子们这么说。
鲁莽的子路听后举起手来，可孔子却摇摇头，然后指名子贡。
子贡赴齐国劝说齐王道：攻打弱小的鲁国谁也不会赞扬，反而会受到弱肉强食的谴责。与鲁国相比，你应*最近从南方发迹而遭憎恨的吴国。子贡接着又去了南方，劝说吴国夫差*齐国。
只有战胜齐国才能成为霸者，取得诸侯盟主地位。毫无疑问夫差知道其中的道理。子贡巧妙地进行煽动，子贡随孔子学过人性学，他知道应怎样说服夫差这种人。
当时中国以中原为舞台角逐天下，长江流域和南方被视为争夺圈以外。在诸侯的排位上，出现北高南低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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