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事中还寄托了老百姓的一个愿望，即能将他们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去天竺取经的旅途，正好最适合实现人们这种愿望。可令人遗憾的是，讲解佛法的人也没去过丝绸之路。《西游记》的主要登场人物，除玄奘以外都属虚构，舞台也几乎是虚设的。让虚构的人物在空想的舞台上登场，以此展开变化莫测的故事情节。看起来不受约束可以任意创作故事，可构思却意外地困难，因为讲述者必须将想象力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讲述者绞尽脑汁编造出各种内容，而人的想象力是有极限的，持续出现相似的情节，可能使听众或读者有时感到无聊。
龙凤之国(33)实际上，日语全译版《西游记》在战后20多年后才终于完成，而且只是清代出版的“简缩本”。所谓简缩本如字义所示，是简缩了的内容。即便如此，在平凡出版社的珍奇书系列中，这部简缩本用上下两卷，分两段编排，其篇幅达近900页。没被简缩的“完整本”篇幅要超出人们的想象，今后何时能出版“完整本”全译版尚不能预测。
许多人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想到的内容不断加进原有的故事中，才使这部书的篇幅变得如此庞大。文乐木偶净琉璃。的《五天竺》大概亦可解释为用这种方法在日本不断充实编成的。
现在日本人最熟读的佛经大概是《般若心经》，我们读到的《般若心经》是玄奘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原本汉译而成的。全文一共有276个字，极为简练，也是精心抄写的佛经。实际上，《般若心经》是长达600卷《大般若经》(也为玄奘汉译)之中的精髓。
文乐的《五天竺》也一定是参照《西游记》的精华编写成的。听众成为昔日的天真善男善女，他们听着有趣的佛法故事，被带进出神入化的世界。《五天竺》如能满足老百姓内心的愿望，可以说它回到了《西游记》的原点。
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现在正轰炸世界最贫穷的国家，看到电视出现这种画面真令人痛心疾首。
我曾好几次想去阿富汗，可每次都没能成行。我希望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成为像我这样腿脚不便的老人也能安心去的地方。
如能去首都喀布尔，我要向考古学者斯坦因的墓碑献上花束。
我年轻时，曾对斯坦因多少有一些反感。但当我目睹大英博物馆陈列的斯坦因文物保管现状时，我不得不认为这是最为理想的保存状态。博物馆所藏西域之宝，
秘文名画乃万邦宾客。我这么写在笔记本上，而且包括历史纪行的随笔集书名也定为《万邦宾客》。不管放在何处，它们都属于万国的宾客，应该加以珍视。
1907年，当斯坦因将敦煌文物带出中国时，正值清末的混乱时期，这一点我们必须加以考虑。那时的文物能勉强保存下来，是因人们还不知敦煌文物的价值。
1862年，奥里尔·斯坦因生于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攻读考古学。毕业后他去印度供职，在加尔各答大学从事事务工作达10年以上，后来转到拉合尔工作。这期间每当休假，斯坦因都去短期旅行，他无非是沿着玄奘三藏的足迹去印度佛教遗迹处朝拜。斯坦因是玄奘三藏的崇拜者，他没有忘记在喜马拉雅的对面也有玄奘走过的路。
他从1900年起曾三次去中亚探险旅行。在漫长的旅行途中，他的行李中常装着玄奘的旅行记《大唐西域记》译本。斯坦因常将玄奘说成“我的守护圣人”。
他这么称呼玄奘。在敦煌，管理文物的王道士虽没有学识，但他从蒋四爷(斯坦因的秘书)那里听说斯坦因是唐僧(玄奘)的崇拜者，才将敦煌文物卖给斯坦因。这里所说的唐僧当然指的是玄奘。
王道士将发现文物一事早在几年之前就向当地官府报告过。当时北京正发生义和团事件，别说上报朝廷了，管事人甚至说你不要报告这种麻烦事，然后将此事束之高阁。即便将一部分文物卖给唐僧的崇拜者也不会受处罚，王道士这么想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斯坦因欺骗无知的王道士，夺走文物的看法是错误的。已经接到通报、不懂文物的价值、将其放置几年不管的清朝官吏更不好。
斯坦因三次长途探险，都途经了帕米尔的塔什库尔干。第二次探险从雅浑河登上南面的坦驹岭险峰，这次探险是为了证实747年唐朝将军高仙芝率领大军翻越这个山岭的史实。高仙芝是高句丽出身的唐将，他借助西藏的力量，*妨碍唐朝与西域往来的帕米尔的小勃律国。我与他(高仙芝)相会，而且想到他在克服各种困难后，才跨越了这座坦驹岭险峰和帕米尔高原。在欧洲历史上，从汉尼拔到拿破仑、苏沃洛夫等闻名将军曾有翻过阿尔卑斯山的壮举。与此相比，可以认为高仙芝所为远远超过他们……。(斯坦因著《中亚勘察记》，崎顺之助译)本来，斯坦因对亚历山大大帝的东方远征有兴趣，因此他选择了亚历山大这条路线。后来，斯坦因知道玄奘三藏和高仙芝也曾走过这条路线。斯坦因作为匈牙利少数派出身的人，似乎没有人种偏见。在这条路上，斯坦因知道了不少优秀人物，无论他们是哪国人，他都表示尊敬。因而，他对没想到在坦驹岭上为高仙芝立纪念碑一事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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