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步不前，不就意味着开始衰退吗？在历史上文化鼎盛后开始衰退，然后走向灭亡之路的例子有很多。埃及、东方以及希腊的文化皆为这种例子。中国同一文化的发展，即使有盛衰起伏也能保持到现在，是因为衰退后在历史中又注入了新鲜血液的缘故。宋代文化处于进退维谷后，蒙古族政权统治了中国，奔放而新鲜的血液流进文化的每一条血管中促使其再生。
如比较一下宋瓷和元代的染色，其各自的特点就会一目了然。宋代瓷壶处于尽善尽美的权威状态，达到恬静极致的境界；而元代的染色壶则充满活力，呈现出跳跃的姿态。使人隐约感到两者虽出自相同的流派，但显然却是再生后得以继续发展的结果。这一定是转变了思维，以刻不容缓的冒险为代价获得了复苏。
来自西方的不仅是染色用的酸化钴材料，而且会场陈列的几件牡丹唐草花纹的图案也飘溢着浓郁的西方色彩，这表明从西方注入了新鲜血液。
最能巧妙表现元代跳跃浓郁时代精神的作品，我认为是莲池鱼藻文壶，它好像是朔北和江南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产物。
即使是相同的龙纹饰，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龙文壶落落大方，而出光美术馆的双龙文扁壶则呈现风云突变，龙欲腾空飞舞的韵味。它们皆出自景德镇的陶瓷窑，大概属于同一时期问世的作品。
南宋末期的景德镇，有段时间被龙泉窑夺走了陶瓷的王座，似乎开始步入衰退期。景德镇陶瓷馆张松涛馆长一边向我们介绍窑址，一边回顾历史:“景德镇返回到起点后才开始复苏”，他用这句话做了概括。这无非是说景德镇通过染色复苏了。
我们对景德镇的复苏过程，在这个“宋元美术展”的会场上，通过比较宋瓷和元代的染色，应能非常具体地了解到。能仔细鉴赏一件又一件作品，当然是难得的机会，因此我们不是更需要用宏观的视野来欣赏吗？
——写于“中国西安古代拓本和壁画展”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是我曾去旅行过的地方，那里的居民相信自己过去曾是毘沙门天的子孙，国姓为“bisha”。如用汉字报姓名，即“尉迟”二字。
尉迟敬德(585―658)也一定出生于西域，但很早就移居中原了，北魏以来其家族似乎代代出仕于北朝。隋末，尉迟敬德被皇子时代的唐太宗说服，归顺唐朝一直为太宗效力。由于预先察觉到“玄武门之变”，力劝太宗杀兄(皇太子)的就是他。尉迟敬德对太宗继位立有大功，可说他是改变历史潮流的人物。他是个耿直的人，进谏远征高丽未被采纳，一般人会因此而辞职。他却在高丽荣立战功后，16年间断绝与他人交往，死后被葬在太宗的昭陵陪葬墓中。
据说，字体飘然若飞、丝丝露白的雄劲刚健的“飞白体”始于后汉的蔡邕之手。唐太宗擅长写这种字体，则天武后也留有飞白，甚至连日本的空海也有飞白。这种豪放不拘一格的字体，好像与生气勃勃的时代相协调。在唐代的碑文和碑题中虽留有飞白体，但墓志盖用的飞白却只发现过这一例。
就这种不拘一格的字体而言，其后的类似化出现较快，甚至有导致艺术雷同化的倾向。然而唐代的飞白依然作为一种栩栩如生的字体，与人们心灵跳动的旋律产生共鸣。
事物的名称掺杂着押韵、语感、使用方便等因素，细想一下又觉得有些令人费解。例如东洋画中称为“花鸟”的一类画，其中并非只有花和鸟，似乎也指山水画和人物画，包括无花的树木、草、蔬菜、水果，还有兽、虫、鱼等。
将色彩鲜艳的花作为植物的代表，没有什么异议。但为何要将鸟视为动物的代表呢？
稍微学过绘画的人就会明白其中的奥妙，实际上鸟的构图很难，是难以画好的飞禽。由于鸟会敏捷地飞走，人们不能像对静止的植物、静物或长时间静止的动物那样慢慢地写生。将最为难画的飞禽作为动物的代表，大概不只是合辙押韵的问题。花鸟和花虫，或者花兽、花鱼这些词之间，在押韵上并没有多大差异。
好奇心和憧憬是艺术活动的巨大原动力。不会飞的人类，特别是视自由想象为生命的艺术家，对自由飞翔的鸟类感到惊叹并抱有憧憬之心，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速度很慢，但人却既能游也会跑，可只凭借身体机能，人即使只飞行一秒钟也难于上青天。归根到底不能用花鱼和花兽，而只能用“花鸟”作为动植物总代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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