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感到对方的手上充满热情。
这个青年人，说不定把我当成了竞争对手。袁世凯苦笑了。
这时，袁世凯和唐绍仪的身份相差悬殊。袁世凯有着与提督相等的职权，而唐绍仪只不过是外国顾问的助手，无官无职。
“我不是翻译，是协助财政经济事宜的。”临别时，唐绍仪特意说。
“知道，知道。”
袁世凯急忙从唐绍仪的热情中逃脱了。不知为什么，他有点受不了，并预感到今后也会受他的纠缠。
袁世凯1859年生人，唐绍仪是1861年生，年龄只差两岁。此后，在李鸿章门下，唐绍仪总是以袁世凯为竞争对手，而袁世凯却觉得不是滋味。
袁世凯马上回营地。第二天早晨起，他不断接到有关朝鲜宫廷内的情报。搜集情报，可以说袁世凯具有天赋。
“杀得可真不少啊……”
袁世凯看了在景佑宫被杀的亲清派要人名单，叹了一口气。但他立刻又收起叹息，顺手拿起另一张名单。转换之快，可能也是他的才能之一。这是新政权的要人名单。袁世凯在几个人名之下，用朱笔画了个圈。
画了圈的，他认为不是“亲日派”。其中，李载冕是大院君的嗣子，李竣镕是李载冕的儿子，赵汉国是大院君的外孙。
袁世凯从这份名单中看出两个问题：
第一，光靠亲日派组成政权，无法维持下去。两年前的“壬午军变”，是大院君想把闵妃一伙亲日派排斥出去，而这次是亲日派要把闵妃一伙旧势力——亲清派排斥出去，勾结了大院君方面的人员。
第二，对大院君的评议极高。这可能是因为他被押在清朝，所以得到同情。人们同情弱者，而且，常常美化不在眼前的人。
“若是大院君在的话……”不论什么事，都能听到这样的叹息。这时候的大院君，成了朝鲜人心目中的英雄。
“有这么高评价的大院君，清政府总是关着不放，实在是失策。”袁世凯嘴里咕哝着，轻轻地摇了摇头。
如果袁世凯为人谦逊，或许能避免正面冲突。但是，他极不谦逊。年轻气盛，平素已是傲气凌人，平乱有功，就更加目中无人了。
叔父袁保龄每次写信都教导他：“要谦虚、自制。”同时写信给吴兆有：“袁世凯年幼无知，或惹仁弟不快，请勿介意，善为照拂……”
被金玉均杀害的亲清派人物同袁世凯情深意厚，他觉得应当给遗族以抚恤，便下令从军饷中支付。
军饷只限用于驻防军的直接开销，即粮食、武器弹药的补充等。用来抚恤他国要人的遗族，是不妥当的。
吴兆有将此事报告李鸿章。
袁世凯没有别的财源，只有先挪用，以后再“做正开销”。
然而没等他上报申请，吴兆有便揭发了。不管有何打算，被告发后就构成公私不分、账目混乱的罪名。李鸿章下令：“所借钱款，着由个人偿还。”
袁世凯只好处理私人财产，正当趾高气扬之时，这件事给他当头一棒。
“这就是过分逞能逞强的结果”，袁世凯自己得出结论。他终于明白了。袁保龄也在信中批评他：“你此次在朝鲜的功绩，举世瞩目，竟为吴某所算，乃‘阔’字之病。”
所谓“阔”字之病，即疏忽大意，或者说警惕性不高。
“甲申事变”之后，袁世凯成了“众矢之的”，敌方我方一齐攻击他。吴兆有的暗算不过是挑错整人，还不为重，而敌人的箭矢来势凶猛，并涂满毒药。
日本方面强调，这次两国冲突的责任在清军指挥者身上。
“壬午军乱”时，日本人死了十几人；而“甲申事变”中，矶林大尉等四十多人死亡。竹添感到，自己发动这场政变死了这么多人，责任重大，于是使劲儿往袁世凯身上推。
竹添后来对自己的门生总保持沉默，但在回国当时，却向日本朝野人士辩驳，说：“此次诸事，皆因袁世凯不善。”
清政府派出吴大澂和续昌两人到朝鲜。他们于1885年元旦抵达汉城，即阴历十一月十六日。两人的任务是“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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