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在日朝谈判中处于幕后，为朝鲜方面出谋划策，有时候也就是命令。他来到朝鲜，一直代表清政府独揽朝鲜大权的袁世凯等于被解除了职务。
“来了正牌货，我就靠边了。”袁世凯转动着眼珠说道。
“什么叫正牌货？”吴大澂不由得笑了。他五十一岁，袁世凯和他儿子的岁数差不多。
“就是有响当当的出身。”
袁世凯在进士出身的人面前，总有一种自卑感。何况吴大澂不仅是进士出身，而且是知名学者，就使他更加自卑了。站在他们面前，袁世凯觉得自己好像是冒牌货。
“不过，你干得很出色。”吴大澂说道，“另外也找不出办法来。如果要干，就得那么斩钉截铁地干一场。”
吴大澂对袁世凯的评价并不低，然而，被查办毕竟是不愉快的，况且又停止了代表清廷的职责，无怪这个年纪轻轻就掌握大权的袁世凯要抱怨了。
正在这时，从家乡来了一封信，原来是养母牛氏病了。
前面已经说过，袁世凯是袁保中的第三个儿子，因为叔父袁保庆无子，就把他过继了。当然不是形式上的过继，而是正式收养为嗣子。袁保庆的妻子牛氏虽是女流，但颇有学问，既是袁世凯的养母，同时也是业师。不爱学习的袁世凯勉强能写写文章，能写一手不太难看的字，多亏了养母牛氏。
“唔，回乡！”他叨念着，把母亲的信装进信封里。忽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重新抽出信来，反复观看。这令人思念的字迹，还是那么秀丽动人。
没有变化！从字迹上感觉不出母亲有病。
“难道又是……”袁世凯怀疑起来。
十八岁时，他随同叔父袁保恒赴河南赈灾，协助公务，忽然接到牛氏病重的信，慌忙赶回项城。
牛氏身体不算健壮，但回乡一看，也并不特别危险。后来袁世凯自己推测，是因为他在叔父任地同赌徒无赖发生纠纷，本打算隐瞒，但终于被母亲知道了，于是假借重病为由，把儿子叫了回来。
这次袁世凯成了“众矢之的”。
1月11日，日、朝之间协议签字后，井上馨便带领竹添公使等人离开汉城。第二天，在仁川祭祀战死者，下午四时乘“近江”号轮船踏上归途。这似乎是在说：没有必要久留。甚至拉出一副架势，下一个谈判对手就是清政府。
清廷同日本的谈判地点将在何处？
不在朝鲜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井上馨离开了朝鲜，不作久留，那当然只有在日本或中国了。
袁世凯心想，很可能是在中国。
现在，清廷的外交由李鸿章一手包办，离了李鸿章什么也不能决定。而且，从目前的情况看，李鸿章不可能出洋。这一点，日本方面也很清楚。要早日谈判，非在中国不可。
下一次谈判肯定会把袁世凯的责任问题作为议题。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为此，也应该还乡一次，可能母亲已经发觉了，袁世凯想。
但他没有立刻呈请归国，该做的事太多了。关于自己应负的责任问题，需要搜集材料，攻击才是最好的防御。他尽一切努力，在汉城搜集足以证明日军违法行动的证据。竹添进一郎留下了许多不体面的证据，可能是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政变会以失败而告终，毫无戒备。
“回国的话，咱们一起走吧。”听说袁世凯奏请归国，吴大澂约他同行。吴大澂在朝鲜查办的结果，似乎已判明袁世凯没有失策之处。
1月31日吴大澂一行和袁世凯乘军舰回国。朝鲜兵曹判书金允植撰写了一篇《送慰亭归河南》。慰亭是袁世凯的字。开头写道：“名高人多嫉，功成众所忌。此事古今同，处世谅不易。”末尾写道：“相见知不远，努力勉王事。”
金允植预想不久的将来即可再会，而袁世凯也准备尽快重返朝鲜。
“阔别已久，我要在故乡过年。”袁世凯说道。离开朝鲜是1月31日，即阴历的十二月十六日，这次回国正好赶上旧历新年。
袁世凯在朝鲜前后住了四年。他十八岁时结婚的妻子于氏正等着他。他二十岁那年，于氏生了一个男孩，就是长子克定，这时已经八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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