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一个接一个地下达着命令。
大东沟港外的“平远”和“广丙”也迅速加入战斗行列。
日本的联合舰队护送陆军到仁川港以后，为支援平壤作战而北上，到达大同江口海面时，是9月15日。日军在这天攻进了平壤。
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中将在电报中报告：“16日，率本队及第一游击军‘赤城’、‘西京’、‘都合’等十二舰，自大同江出发，17日晨经海洋岛至盛京省大孤山港海面，与敌舰十四艘、水雷艇六艘遭遇，午后零时四十五分至午后五时许，进行数次激战。”
日本海军正积极地搜索目标，寻找敌人，与之作战。相反，北洋海军只以输送兵员、警戒沿海为目的，并没想南下搜索敌人，是被迫应战。它背靠大陆，不如背后是大海那样可以自由行动。北洋舰队一开始就处于走投无路的形势下。
日方是十二艘，中方十四艘。清军舰船虽多，但一只不如一只。排水量总吨数日方为四万吨，而中方只有三万五千吨。但中方有铁甲舰五艘，而日方只有一艘。至于速度，日方占绝对优势，平均速度为十六海里，比平均十四海里的清舰高出一筹。实际马力日方为七万三千马力，中方仅为四万六千马力。重炮，中方二十一门，日方十一门，但速射炮日方六十七门，中方仅六门，相差悬殊。
从综合战斗力观之，日本舰队占相当的优势。
战斗训练方面的差别就更大了。近年来北洋海军根本没进行过正规训练。有个时期，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在丁汝昌麾下担当教育官兵之职，后来因待遇问题而辞任。那是丁汝昌接旨进京时，琅威理以为丁汝昌离舰期间应当由他代理北洋舰队总指挥，实际上却是总兵刘步蟾代理了司令长官，他只不过是顾问。
一国的舰队，哪怕是一时的，从常识来考虑，也不能交给外国人。琅威理认为自己受到屈辱，可见他的性格过于偏激固执。当他明白了他当不上代理司令长官之后，干脆辞职不干了。凭着这种偏激固执的性格，他为清军做过严格的战斗训练，素质大见提高。琅威理辞职后，再也没有这么严格的教官了。
李鸿章聘汉纳根为后任。汉纳根是德国的陆军工程师，专长是构筑要塞，旅顺和威海卫的炮台就是按照他的设计和指导建造的。在炮台和要塞方面他是权威人士，但在海军作战训练方面却是个门外汉。他在本国时军籍是陆军。
琅威理离去后，北洋海军中外国人顾问除汉纳根以外，还有德国工程师、德国炮术专家、美国航海术教官、英国工程师等人。这些人都是专门的工程师，与战斗训练毫不相干，在他们之外有个叫尼格路士的英国人，他是退伍水兵，一度负责训练，其实不过是军事教练助手一流的人物。
后来，有个叫泰莱的英国海军后备少尉被北洋海军聘来。他原来在以英国人赫德为首的中国海关工作，当缉私船船长。泰莱进入北洋海军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62)之前。他在回忆录中说：他之所以在风云告急之时进入北洋海军，纯粹是冒险心理的驱使。他的身份是汉纳根的顾问兼秘书。不过，从时间上来说，他几乎没来得及训练。
北洋海军官兵学会了航海，但没受过多少作战训练。
在这种状况下，两国舰队遭遇了。
据泰莱的回忆录，北洋海军的水兵们虽然训练不足，但极其机敏、灵活。从下级到中坚的军官们大都是些很有才能的人，但越往上越沾染着官僚主义恶习。
提督丁汝昌是淮军骑兵出身，给刘铭传做过部将，在征讨捻军时立下战功，得到李鸿章的极大信任。从根本上说，他并不是海军军人，只是经常被派往欧洲购买军舰，这才与海军结下关系。海军学校设在福建，所以海军中福建出身的人比较多，此外，还有山东、浙江等沿海一带出身的人。安徽出身的丁汝昌是个孤立的存在。泰莱在回忆录中写道：“丁汝昌不过是个傀儡，实际上的提督是总兵兼旗舰管带刘步蟾。”
刘步蟾属于海军的主流派。他原籍是福建省侯官县，幼时听过家乡的杰出人物林则徐的故事。后在福建船政学堂学习英语、测量和航海。学成，被派往英国研习枪炮和水雷。从国外归来，在台湾测绘部落和海岸，制成详图，受到同乡前辈两江总督沈葆祯（林则徐的女婿）的重视，在海军中一帆风顺地升上去。1882年赴德国接收“定远”舰，后来就成为“定远”的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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