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谢谢，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是不是这次全权大臣的官位和名望不够，让您不满意？”
“不，不是，若持有完备的全权委任状，我是不能拒绝举行谈判的。当然，代表的爵位、名望越高就越好些。老实说，最好是国政的最高负责人，如中堂或者恭亲王。他们当全权大臣，我们甚至愿意前去谈判。因为同地位最高的人会谈，就不会成为纸上空谈，能负责到底，彻底实行。”
“我全明白了，一定转告给中堂。”
伊藤和伍廷芳的私谈结束了。表面上只是几句简短的应酬语，但伍廷芳立刻明白了，这是希望李鸿章亲自出马的意思。
1月5日，张荫桓、邵友濂两大臣又接到敕谕，其中言及：“关于各项交涉，须随时电奏，待旨办理。凡有伤国体、中国力所不及者，不可任意许诺。”
日方要求中方使节团早日离开广岛，理由是这里乃大本营所在地。
张荫桓等人不得已迁到长崎，2月12日从长崎归国。
这简直是“驱逐”。
清政府两大臣访日期间，威海卫形势紧急。
那年除夕是阳历1月25日，日军在1月20日攻陷山东荣成，这是进攻威海卫的准备。李鸿章给丁汝昌发电报：“日军拟除夕、正月初一攻击我军，年末年初不可如例年……奋心血战。”
1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中将向丁汝昌发出“劝降书”，是委托在威海卫海域的英国军舰“塞万”号带给的，用的是英文。开头写道：
“谨呈一书致丁提督阁下：事局之变，致使仆与阁下互为敌对，何其不幸！然今日之战，乃国与国之战，非个人结仇也。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
这是一篇有名的劝降书，说中国陆海军连败，绝非君臣某一个人之罪，其原因乃是墨守陈旧政治之弊。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抛弃旧政治，逐渐崛起。最后，劝诱丁汝昌逃亡日本，以期东山再起。
“贵国曾有雪会稽之耻，以成大志之先例。在我国，如榎本海军中将、大岛枢密顾问官，虽举叛旗，终得赦免，且位居显要，不屈才干。败战乃旧政治之结果，非阁下责任。应留有余力，以图他日……”
丁汝昌当然不听这种劝告，把劝降书原封不动寄给了天津的李鸿章。
这时，李鸿章的电报到了。
“如水师之力不支，莫若出海一战如何？若能取胜，可使铁甲舰退避烟台，蓄积战力。……”
因旅顺失陷，12月17日朝廷作出决定，查问丁汝昌，被李鸿章反对：“威海卫处于与敌人对峙的第一线，防备最为紧要，我认为应当暂缓议处，等有了适当的继任者，再查问不迟。”
新任钦差大臣刘坤一正指挥江南军向山东半岛转移，他也认为，“应当暂缓对丁汝昌的处分，令其立功赎罪”。
海军人才少，若以旅顺之败问罪丁汝昌，则找不到后任。丁汝昌的脑袋险乎哉。
陆军很容易找到胜任者，所以败将卫汝贵的命运就悲惨了——“临敌退缩，贻误大局，即行处决。”1月16日，卫汝贵被斩首。
丁汝昌咬紧嘴唇，心想：不管怎样，我可不能像卫汝贵那样死掉！
卫汝贵在众人围观下被处死，留下的只有耻辱。
丁汝昌提醒自己：万一不行了就自尽，要自尽，决不被人在闹市上砍头！
“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在军舰被水雷击中后从容地服毒自杀，当时丁汝昌还觉得他未免死得太早，现在看来，他实在有先见之明。
1月30日，威海南岸炮台落入日军之手。
1月31日，守卫威海北炮台的清军逃散。次日，为了不白白送给日军，北洋舰队开炮轰击北炮台和弹药库，那里存有大量弹药。的确，与其留给敌人，不如自己毁掉。这一天，日、中两国大臣正在广岛县政府会晤。
濒临山东半岛尖端的荣成湾的荣成，在1月20日失陷。从荣成往西到威海卫，只有五十多公里。
威海卫湾头有个刘公岛，北洋海军司令部就设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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