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闹市瓦子有一个名气非常响亮，叫俞敬之的剪纸画名手。
“剪一个颜体‘富’字给我。”客人做此要求时，俞敬之会拿出一张黑纸，使用剪刀开始剪，片刻后，和颜真卿书写的“富”字一模一样的字体出现了，贴在白纸上的字形，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客人也可以要求他剪“王羲之的‘’字”之类的。由于是文化技艺，所以，他虽然是个艺人，却从不向客人讨好。他绝少和客人说话，只管默默地做自己的工作，王羲之的字体很快便在他的剪刀下被剪出来。
除了名家字体，各种图案他也会剪。
这地方一天到晚都是车水马龙，每个人都生意兴隆，而越是如此，客人的要求越严格。以馆子为例，菜色不够理想，客人一下子就转到别家店去；卖艺的人也一样，表演不受欢迎就不会有人来看。且不说表演变差，一旦有本事更强的人出现时，客人立刻便被吸引过去。
所以，这可以说是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以剪纸画为例，由于有一个本事很强的少年出现，俞敬之的生意一下子就没落了。这个天才少年能在自己的衣袖里剪字画，而俞敬之则需要边看边剪。
在餐饮之类的生活文化以及各类艺事上，都需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因此，一切发展得极为迅速。
从太祖到太宗约四十年期间，可以说是创造极为充实的宋体制的时期。
宋太祖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被誉为明君中的明君，理由完全在于出身于武门家庭的他，却毅然决然切断五代的武人政治这一点上。
唐末起，节度使开始掌握军事及行政权，并且割据各地，因而招来五代分裂的时代。为不使中国再分裂，非阻止军阀的产生不可。
实际上，这项预防政策为后周柴荣所创，他采取的方法是强化殿前军，也就是中央军。宋太祖继承这项政策，走上使节度使成为名誉职的方向，也就是尽可能地频频调动节度使，以避免在一个地方生根。另外一点是，将军事和行政分开，由中央派遣叫作“通判”的行政官主管政务。
在众多措施中，最为有效的一项是，将转运使派遣至地方。转运使是担任租税、盐税、酒税等工作的官员，过去的征税工作全归节度使担任，派遣转运使，无异是切断节度使的粮道。
如此一来，节度使便只是地方上的师长而已。不过，“节度使”这个官职还是很有分量，很有利用价值。
宋依然使用节度使这个官名，但实际上只用它作为对行将除役的军人临时性的酬庸。因此从财政方面来看，他们会割据之虞已不存在了。
这样的措施不是只见于节度使。宋并没有遽然废止唐朝以来的制度官职，而是使之暂存一段时期，再采取逐渐更改的方式。不勉强行事——概括言之，这是太祖和太宗在政策上的基本态度。
军人出身的皇帝，戮力推广的却是文官政治。
经由考试起用官吏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当然也为唐所继承。但隋、唐还是相当重视门阀的时代，虽然寒门进士因此得以在官界发迹，但这些人往往成为门阀出身人士排斥的对象，处处遭受压抑，牛李党争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事例。
宋代采取的却是进士至上主义。一个人无论家世如何，除非科举及第成为进士，不然绝不可能在官界居高位。
宋代仍然有针对地对国家有功劳人员的子弟，不经考试即予起用的制度。但有把握考上进士的人还是会参加考试，因为这样对自己利多于弊。
“非进士者非上人”的风气，确实有其负面效果。但这个风气的确成为宋在确立文治主义上的一股极大的推动力。有经济能力的家庭，无不鼓励子弟潜心读书。
北宋时代起，以理学为名对儒教哲学作深度研究之风甚为普遍，其理论已到了独树一帜的程度，南宋朱熹将之集大成为“朱子学”，对后世及日本产生极大的影响。
这是使“武功”因素趋于淡化，“文治”主导时代的转折点。
《宋史》以“缔结兄弟关系”记载这件事情，而在辽这一切的记录却是“宋称辽之皇太后为婶母”，虽然两者所称实质上相同，在感觉上却有甚大差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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