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金额未免太大了。”
大臣们聚在一起，就这件事情进行议论。这是致赠岁币予西夏并缔结和约的十九年后——1063年。
“先帝陵墓建造工程正在进行。由我们廷臣联合捐赠部分经费如何？”一名大臣提出此案。
“这个建议很好。”
“我们立刻向陛下申请吧！”
“由谁提出申请比较好呢？”
“我们请君实兄提出吧！”君实是后来写作《资治通鉴》而驰名的司马光之字。
仁宗去世后，继位的是英宗。
“不行！”未料英宗以断然口气拒绝了司马光代表众臣提出的申请，“朕一切自有主张。关于建造先帝陵墓一事，你们以后无须置喙。”
“是……”司马光只有退下一途。他当然完全明白新帝英宗的意思。
众臣提出这个申请，当然出于善意。但他们的确思虑欠周，没有考虑到新帝的立场。——司马光一边退出，一边心里如此想。
被誉为神童、二十岁就中进士、居知谏院要职的司马光，对大臣们的轻率申请，为以代表身份奉言的自己有欠思虑这一点，正深深反省着。
宋第四代皇帝仁宗，在位期间超过四十年，但他是十三岁就即位的，所以并不算长寿。仁宗被称为仁孝宽裕之人，是个很厚道的皇帝，只可惜膝下无子。
继位者未定，在封建时代是引起政治甚至社会不安的一大原因。由于仁宗直到中年都未有嗣子，因而有人建言从皇族中觅一养子，作为皇嗣。不过，要做如此进言，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这等于向皇帝宣布“你已不可能生孩子”。
在无人敢做的情形下，毅然担负起这项差事的不是别人，正是司马光。
最后选定的是仁宗之堂兄濮王赵允让的儿子宗实。赵允让有许多儿子，宗实是其中的第十三子。宗实在年纪尚幼时就被接入宫中，被仁宗当作养子抚养。但在仁宗万一生子这个考虑之下，他没有正式被立为皇子。直到仁宗去世的前年，宗实才被立为皇子，并且改名为曙。
英宗即位有这么一段来历，他不是仁宗的亲生子。英宗的生父濮王已经去世，而众臣却对甫行即位的英宗提出“请准许廷臣捐赠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的请求。
正因为不是先帝的亲生子，所以更加需要尽孝道，以避免闲话。
先帝堂兄的儿子——与英宗有同样血亲关系的皇族，有数十名，不，甚至上百名之多。光是英宗的兄弟就有十名以上。正因为如此，英宗在处事上非格外慎重不可。倘若让廷臣负担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皇族对他猛烈攻击是想象得到的。
英宗是喜欢读书、个性温厚的皇帝。
这也难怪，他是养子皇帝嘛！——英宗个性内敛，甚至引起了口无遮拦的国都居民如此低语批评。
这样的他，在听到众臣欲捐赠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之议，自然要动色了。
英宗甫即位，宫廷内就发生被称为“濮议”的对立意见。这不是政策上的对立，而是单纯因称号问题而起的意见对立。一些史家甚至认为，宋后来因党派抗争而摇摆不定，危及国基的开端，完全在于“濮议”。
然则，“濮议”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国人称去世的父亲为“考”，去世的母亲为“妣”，“考”、“妣”二字有对称关系，而一般在文章中提及亡父时要写成“先考”。英宗生父濮王已经去世，而去世牌位是否应以“皇考”书写，成为一大问题。
“皇考”当然是指皇帝的父亲而言。
一些人的意见是：既然是皇帝的父亲，因此，英宗祀奉的生父濮王之牌位，应以“皇考”书写才对，这一派人士的代表为编纂《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欧阳修。
与此相反，另一派人的意见是：“皇考”的字义包含“身为皇帝之父亲”的意思在内，因此，对非为皇帝的濮王使用此一称号确实有问题，使用“皇伯”之称号应较为妥当。这一派人士的代表是司马光。
这一派人士的看法是：被仁宗收为养子而成为皇嗣的英宗，从那个时候起，与生父濮王的父子关系便已断绝。英宗是在与濮王之间的父子关系解消后，才得以以仁宗之子的身份就皇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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