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较，主战论者所做的事情，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因违背与金之约定而招致的是“二帝北行”这个悲惨的事态。宋以“与野蛮人之约定可以不遵守”的想法，于协定成立后对金军发动夜袭。虽然此举因姚平仲擅自行动而归于失败，但原本进言对金军发动攻击的还是主战派人员。高宗（当时为康王）当时正以人质身份在金军军营内。
违反协定事项时，人质有可能遭杀——这是常识。李纲等人明知道这一点，却采取违反的行动。
比起国运，康王之命不值一顾。——李纲是基于这个想法而主张强硬政策的。
高宗一想起人质时代的事，就对主战派人员极为愤怒。
但即位而准备重建国家的现在，实在不能无视于占政权中枢的主战论者的意见。
张邦昌不但被赦免，更获授位在三公之上的太保之名誉职，并且受封为同安郡王。
他救了皇室祖先之陵墓——高宗的用意在于对这一点表示感谢，但主战论者却对大逆之徒被授予王爵之事而大为愤慨。这股愤慨之气非得缓和不可。
高宗政权的要人，以主战派占压倒性的人数。由于媾和派受“伪命”的人为数不少，因而绝难进入高宗政权。
“靖康之难”（指“二帝北行”而言）乃媾和派误国的结果。——这个理论在主战派的主导之下成立，李邦彦、吴敏等媾和派要人逐一被处流放罪。如此一来，对张邦昌当然也不能另眼相看。
将张邦昌安置潭州（湖南省）。——皇帝被迫作这个决定。安置实际上等于是流放。
不久，宰相李纲兼任御营使，成为兼管政治和军事的最高负责人。这个不知妥协的强硬派掌握实权之后，就打出一种精神振兴政策来。
国家刑政以对僭逆及伪命之徒行断然措置为最高原则。无此，宋之国家将无以立足。——这个目的当然在于肃清媾和派。
未几，使者奉命前往潭州，对被安置在该地的张邦昌传达“赐死”旨意。
“吾命休矣。”张邦昌仰天服下毒药。金因此而得到再度派大军南下的口实。
张邦昌应该是在金的保护之下统治河南百姓的人，而宋的残存政权却恣意将之杀害。不对宋加以惩处，金国的权威岂不扫地？
此次派遣军队的目的，在于对杀害金国藩屏之大楚皇帝的凶徒兴师问罪。将在辽东的旧宋二废帝及其家族家臣，移至更偏僻之地。——金以此对天下宣言。
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南下。高宗气得直发抖。李纲是精忠而绝对无私的人——这一点高宗知道得很清楚。正因为如此，高宗无法对李纲正面发怒。
对李纲所主张的事，没有一个人能表示反对。那是一种理想论，实际上，李纲正是个理想主义者。现实与理想相距甚远，而李纲根本不想正眼面对现实。
高宗的父亲（徽宗）、母亲（韦妃）和妻子（邢氏）都被带到金国。由于李纲害死张邦昌，金国现在要将旧宋俘虏群移到更偏北之处。听说那是酷寒之地。
杀害金所拥立的张邦昌，一定会受到报复，这是任何人都能想象得到的。
如果是你的父母亲、妻子或兄弟以俘虏身份在金国，你做得出同样的事情吗？高宗真想如此问李纲。
高宗当时以使节身份在国外，他的妻子邢氏则留在开封，因而以亲王妃身份被拉走。
除了父母亲和妻子被移至僻地受苦以外，河南住民也因金国大军南下而再受生灵涂炭之苦。高宗政权也面临危急存亡之深渊。
“现在必须避难于东南之地，绝不可留在此地。”宰相汪伯彦如此进言。这个人因于任相州知事时，曾经将康王时代的高宗由磁州迎接至相州而晋升为宰相。东南之地指江南而言。
“不可如此。”作此发言的又是李纲。“晋因受夷狄之攻打而迁都东南之地金陵，结果从此未能返回中原。宋、齐、梁、陈等南朝素以复归中原为职志，却未有一个王朝如愿以偿。倘若以避乱为目的，应该前往西才对。唐玄宗避乱于西方蜀地，结果得以光复中原。当然最好是不要迁都。留在中原，由陛下亲征，大宋士民不知将因此而何等奋起。微臣出身东南，私情而论应该欢迎陛下南迁，但这不是论私情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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