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阵营的人纵使有些差错，也不会严加批判，这是人之常情。贾似道周边有朱子学者以顾问身份随侍，倘若学生批判贾似道，就等于是间接批判他身边的朱子学者。贾似道以这个方法消除杂音，并且基于现实观点，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处理了许多事情。
南宋的政治，一切不可忘记与蒙古的关系。——这是他的信念。
军事力量、财政实力——这两方面非特别充实不可。提高军事力量，应该由肃正军纪着手。经历过鄂州之战的他，深知将军私自占有战利品以及浮报战费为己图利这些事实。众将军以为贾似道对这些行径懵懂无知。实际上，贾似道的奸智远胜于他们，他很快就看出诸将作弊的手法。
凯旋回京而就任为宰相后，他以大刀阔斧的手段处分了违纪的将军。国军军纪因而大获改正。在充实财政实力上，他也实行了相当果敢的政策。
“我不喜欢做勉强之事，但不得已时还是会做。”这是贾似道的口头禅。
如丁大全那样与学生正面冲突，弹压，这就是所谓的“做勉强之事”。贾似道也应该有话要对学生和学者说才对，然而他却以拉拢他们的手段，避免做出勉强之事。由于减少了政治批判，这一点起码使他的政治作为较易于推动。
但由于别无他途，必定也有非做勉强之事不可的时候。为了要确保对蒙古作战所需的军粮，政府过去采取的是“和籴”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是，在农民的协力之下，廉价购买米粮。说是协力，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手段。政府因而得以每年确保八百万石军粮。这个方法当然颇受恶评。
贾似道废止了这个方法，改为“公田法”：二百亩以上的土地，由政府收购其三分之一。成为政府的土地之后，再向农民收取田租作为政府的收入，用以购买军粮。对农民而言，这是和以前一样的作为，不过是将地主改为政府罢了。而其中，尤以廉价被收购土地的大地主最为不满。如果说免不了会给一些人带来不满，那就让少数有钱人感觉不满。因为士兵都是农民出身的——这是贾似道的想法。
可汗大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忽必烈的最后目标，是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要达成这个计划，必须先经过下面两个步骤。第一，攻陷成为蒙古南下之障碍的南宋基地：襄阳；第二，使南宋孤立。
贾似道的政治手腕诚可谓相当高明。从长居宰相之位达十六年之久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确实是个能干之士。
忽必烈由鄂州撤退是1259年之事，而南宋于1279年灭亡，其间相隔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就有十六年是由贾似道指导着南宋的政治。
蒙古这方面的情形是，订立前次回避的由正面攻打襄阳之计划，充分地进行各方面的准备。
忽必烈企图改变蒙古的国家体质。这是他在与弟弟阿里不哥的权力斗争获得胜利后下定的决心。这一方面是蒙古的支配家族内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是“汉地蒙古”与“草原蒙古”的斗争。汉地蒙古的怱必烈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成功地切断草原蒙古的粮道。
以少数人在分散的状态之下从事游牧的蒙古族，能以小集团方式求得生存。但如果要以大集团——也就是国家——的方式生存，必须得到来自南方的粮食补给。忽必烈之所以能使弟弟阿里不哥屈服，正是因为他使敌对的一方陷于饥饿状态的结果。
获胜的这一方也有所反省。“游牧即使能建立国家，也不能维持国家。”忽必烈在重臣面前如此宣言。
执著于游牧形态的诸重臣，由于大半跟随阿里不哥而失败，因此，在获得赦免后，已丧失发言权。所以，“订定国号”之议被提出时，也在几乎没有异议的情形下获得通过。
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也。
汉文诏书中有此记载。
自汉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各王朝、隋、唐以至于宋的各朝代的帝国创始者，都以第一次受封为王的土地之名为国号。在草原游牧的蒙古人，虽然有过像王罕那样获得称号的人，但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受封过土地。因此，元不是以地名为国号，而是使用取自《易经》的卦名。元之后的明和清，也都向它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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