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攻灭东吴的晋，于事隔三十多年之后，逃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来。
——我们非得向他们清算旧账不可！
作为地主的他们有了这个想法，于是企图逼迫亡命政权偿还多年来所受的不平等待遇。然而此一企图却未能如愿以偿。
无论亡命至何处，也不管被称为西晋或东晋，晋王朝毕竟有其独特体制，也就是说，官职的晋升一定要以门第家世为决定因素。虽是亡命政权，要职还是由北方来的人们占据，地方上的人才依旧只有垫底的份，因此，不满分子遍地皆是。换句话说，亡命的东晋政权，一开始就处在不安定的状态之下。
家世低微的人想发迹，途径只有两条，其一是，不嫌职位卑微，寻觅到皇帝近边伺候的差事，然后期盼得到赏识；其二是，在战场上立下功勋。因此，在东晋朝廷中最充满朝气的，是伺候于天子身边的杂役及下级职员，以及各地屯驻的军人。
在东晋，门第排行第一的是琅邪王氏。辅佐元帝最为有力的王导，就是这一族的人。后来被推崇为“书圣”的王羲之，就是王导的侄子。
王导有一个名叫王敦的堂弟，这个人娶了武帝司马炎的女儿。由于东晋元帝是武帝的侄子，因此，他这位妻子和皇帝为堂兄妹关系。所以，王敦不仅系出名门，与皇室的关系也非常亲近。
王敦于东晋建国的同时，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并且居住于武昌。西晋时代，王敦也曾以扬州刺史身份掌握过地方军权。东晋遂逐渐产生政治归王导主导、军事归王敦及琅邪王氏兄弟掌管的态势。
对皇帝而言，有力的家臣在即位之前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即位之后，这些人就有可能成为摇撼皇位的危险分子。
“必须趁早压制琅邪王氏的势力，不然，皇室定有后患。”
元帝亲信刘隗就曾如此进言。
王氏一族中最为危险的，是身在武昌且有能力动员兵力的王敦。在建康精励于政务的王导，虽然是个温和型人物，但朝廷却有鉴于他是王氏族人，因而对他颇为冷淡，只保留其骠骑将军的称号，尽可能地剥夺他的实权。
武昌的王敦敏感地察觉到建康的这个气氛。每次看到地方军政要员异动，与其说是为了应付外敌，用意毋宁在于牵制王敦。
王敦为此怏怏不乐。
东晋创建第四年的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率领大军，由武昌向建康进击。
——讨伐君侧之奸！
这是他出兵的名目。
元帝近臣由于抵挡不住王敦的军队，因而准许他进入首都。王敦被任命为丞相后，当然立即着手肃清反对派，许多人因此被杀，刘隗则由建康逃出，前往投靠北方羯族的石勒。王敦开始在首都建康呼风唤雨，没想到根据地武昌却在他不在时发生造反情事。他于是立刻赶回武昌，忙着镇压造反军。
新王朝甫建之初，应该上下一体，为巩固国家基础而努力，想不到一切却如此混乱。权臣相争，地方人民不拥护政府——在这个情况下，东晋怎么会有前途呢？元帝遂因忧愤而病倒，于这一年的十一月殁故，享年四十七岁。皇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东晋明帝。
如前所述，这是中国周边发生民族大迁徙的时期。民族大迁徙的影响及于各个层面，这个现象，在东晋皇室内也能看到。东晋第二代皇帝明帝司马绍的母亲荀氏就是鲜卑族人。明帝的胡子是黄色的，据说，其人颇有鲜卑族特性。虽然如此，明帝是聪敏且富于决断力的明君，可惜在位仅仅三年就去世，这对东晋而言，不可不谓一大憾事。
明帝幼年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故事。那时候的他当然身在琅邪。一天，使者从长安来到，父亲元帝于是问年幼的儿子明帝道：
“长安派使者来，长安在很远的地方，你知道长安和太阳哪个远吗？”
“应该是长安比较近。”明帝回答。
“为什么呢？”
“因为，长安能派使者来，可是，我从来没听过有使者从太阳那里来啊！”
“说得也是……”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陈舜臣